昨天，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

　　2002年的9月6日早上十点，我离开家乡南宁，开始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程。

　　爸爸说：“走出去，就是大人了”。

　　我原以为一定会掉眼泪的他，在机场送别时，居然面带微笑，拒绝了我的眼泪。他默默地推开我，把我送到机场海关门口。

　　跨过海关的那一刹那，我没有回头。我不知道那一刻，爸爸是不是和我一样不敢回头，任凭眼泪夺眶而出。

　　依稀看见，在泪光中，姗姗和四叔在远处，不停挥手……

　　离开家的孩子很慌张

　　后来的几个小时，我开始精神恍惚。只要看到和爸爸身高相仿的中年男子，我就会不自觉地站起来，以为是他，是来找我的；只要听见男人的咳嗽，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头去找。想找到爸爸那已经花白的头发，和他经常穿的蓝色衬衫，还有那张总是摆出一副臭表情的脸。

　　漫长，真的很漫长。我想，不是因为我思乡，也不是因为我难过，而是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太久。香港机场的12个小时，伦敦机场的4个小时，还有飞机上的N个小时，都在折磨着我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神经，让我心烦而且不愿意去思考。

　　我和同行的其他三人坐在香港机场候机厅，看着来来往往行色不同的人，他们的样貌、服饰，还有表情，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慌张——只要是孩子，离开家，都应该会这样吧，他们都会不安，会想家，会克制自己，不让脸上表现出慌张。

　　我最痛苦的事情是没有带手机出门，在任何地方打电话都成了非常麻烦的事。看着伍迪的家人和朋友，一次次给她电话，看着她每次和妈妈通完电话都泪流满面的脸。我明白，自己最焦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爱我的人。

　　我告诉自己，我要打电话，我要让他们放心。在香港，无论是手机还是公用电话，给大陆打电话都非常麻烦。要先拨001，再拨中国区号86，还要加上南宁区号0771，接下来才能拨家里的号码。那长长一串的电话号码，我竟然能如此迅速地把它们背出来001867712******。

　　在香港机场，我只能通过公用电话同家里联系，投了5块港币，电话通了。听着爸爸的声音，不到1分钟，电话就显示没有余额，自动挂断了。

　　顾不上心中的恼火，只想着怎样能让家里人多了解我一点，就多一点点。

　　无辜的行李让我有点受伤

　　在香港机场等待的最后10分钟，我很忐忑。因为不久前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行李转机装卸时，行李牌不小心被弄丢了，行李需要我的确认。当时，所有的乘客都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等待起飞。而我，却不得不在机舱门口焦急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