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经济开放和企业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主旋律，加快投资、加快发展是该年度的国家主题，珠三角、苏南和温州等地的民间资本蓄势正酣；该年年初，国家对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并由此滋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倒爷；同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留学迅速升温，到年底，留学生已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余人。　

　　每个时代，改变人命运的机遇不尽相同，而1985年，在邓小平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后，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悄然改变，时年25岁的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生宋群就是其中一员。现在，回头去看20多前的选择时，宋群说那一步她走得最踏实，最无悔。

　　独家记忆

　　消息传来当晚激动得找同学庆祝

　　宋群如今的身份是大连朝日外语计算机培训中心理事长，她的事业和成就与出国留学的经历密不可分。1983年，日语专业毕业的宋群被分配到大连科技进修学院任教，负责给准备出国的科技人员进行日语培训。看着别人出国，思想开放并早有出国念头的宋群十分眼红，“我本身是学外语的，当时外语系毕业生除了教学之外，最时髦的选择是就职外企事务所和出国留学，因为在外企事务所每个月收入近2000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50元左右。

　　至于出国留学，则是开始了一种新的人生。但那时，出国留学仅限于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者等公派人员，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当初，许多年轻人都有宋群的苦恼，他们一边学习、工作，一边急切地等待着机会。

　　1985年，在宋群参加工作两年之后，机遇终于出现在她面前。“那一年，消息传来，说国家允许普通百姓自费出国，我兴奋得一夜没睡，跑出去找同学庆祝，大家都很高兴，好像天一亮，我们就能拿到护照飞出去。”该年秋天，许多年轻人削尖了脑袋寻求出国之门，宋群也在为留学日本一项一项办着手续。她先是通过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同事找到了接收学校，随后开始寻找在日本的经济担保人。“那时，中国还比较贫穷，日本法务省不相信中国的家庭有经济能力做担保，所以，留学生的经济担保人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是他们自己的父母，而必须是日本人。”幸亏，宋群在大学实习时，结识的一位日本老人愿做担保，当然，那只是名义上的。

　　接下来，宋群还需要找毕业学校开一份推荐信，主要是思想品德方面的情况说明，这是日方要求的，但当时，学校有关负责人对写这方面的推荐信十分谨慎，担心学生出国后，闹出诸如“投敌叛国”等乱子，因而承担责任。为此，宋群已记不住求了多少人，最后终于拿到了她出国留学所需要的最后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