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西澳大利亚已是深秋。四季虽不分明，但也能偶见一些金黄色的落叶树，刹那间感受到微凉的空气，还以为身在英国。英国给人的印象稳重深沉，秋冬时不充沛的阳光里树叶逐渐飘落，因多雨而堆积青苔的古老建筑高大密集，身穿黑色风衣的上班族随着悠扬的钟声匆匆来去，这些都是典型的英伦光景。

　　这也是我内心深深怀念的伦敦。飞奔的光阴一经沉淀，美好的景象总是占据了大部分记忆。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伦敦。到过伦敦的人多半会觉得伦敦与想像有很大距离。许多地方十分衰败冷清，曾经的工业繁荣残留下来的废弃厂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兴建的简陋公屋、幽暗生锈且充满霉味的地铁站，正是“另一个”伦敦的写照，不必讳饰。

　　“两个”不同的伦敦，这种视觉反差经常冲击着我的大脑，但从未使我困惑过。2001年，去英国之前，我在南京大学完成法学本科学业。10年前中国主要大学的法学院里多被近乎经院式的风尚所统领，师生们对西方法律充满兴趣。我曾是最虔诚的少数人之一。虽然热衷于精深的法理，欣赏西塞罗的正义观和洛克的自然法，但和许多人不同，我天生缺乏盲目崇拜西方的热情，因为我同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服膺其毫不逊色的无数宝贵资源。正是抱着汇通中西、探求报国之道的素志，我选择来到西方现代文明滥觞之一的伦敦。

　　一

　　其实“两个”伦敦都为我所钟爱，因为它们完整不可分割，让我从一个大国的世态民风中，客观真切地体验着文明的利弊兴替，从而保持平等心、平常心，将当代西方视为人类发展的某个过程，而非完美典范。大英帝国衰落了，但它仍然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仍然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一流的学术人才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再过一百年会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循环或有长短，却是常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应当看得很透。16世纪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欧洲耶稣会士惊叹明朝的先进，自愧弗如。中国旋风如此强大，不但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需求，亦启迪了法国的民主思想。正如当代汉学泰斗安田朴(Rene Etiemble)所说，欧洲一不小心曾被中国化了。但到了19世纪，黑格尔便可大声断言，中国文化已经处于极低微的地位。从此，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就没有彻底翻身过。

　　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延续着黑格尔的心态，而不能将数百年来中国遭受的艰难挫折，视为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波澜。他们头脑里的中国是静止的，静止在落后中。许多西方人批评中国时底气十足，一旦被问及中国的历史时事，却似是而非、一知半解。这种盲目的自信毫不奇怪，因为人的心理天然倾向于一种厚此薄彼思维，失意时这山看着那山高，得意时妄自尊大。西方仍在得意时，所以西方中心论仍然根深蒂固。我们则相反，辉煌的汉唐早已没了感觉，以致颇有一些人，想像着西方国家充满了民主、平等、自由，忿忿然认为中国一切都不行，似乎只有西方的主才能拯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