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我踏上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土地。堪培拉机场，从传送带取走行李箱后我忽然发觉，随身背的包不见了。机场警察霹雳啪啦地说着英语，带着含糊的鼻音难懂的口音，我尴尬紧张流了一身冷汗也没找到背包。

　　心沉到谷底——住的地方写在一张纸条上，现在纸条和背包一起丢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在一筹莫展快要绝望的时刻，卡斯特夫妇像天使一样出现在面前，手里拿着我的照片。我满怀感激。

　　我申请的是家庭旅馆，即“home hotel”，这意味着将要与一对跟父母差不多年纪的澳洲夫妇住在一起。卡斯特夫妇目光慈爱，有着近似东方人的棕色头发和黑色眼睛。他们和警察交涉一会儿，带我回到家里。

　　卡斯特夫人对我的照顾简直比我妈妈还无微不至。我吃不惯面包和黄油，受不了像兔子一样大嚼生菜。那天趁卡斯特夫妇不在家，我偷偷煮了些青菜豆腐吃，然后开窗通风将味道放出去。

　　下午卡斯特夫人回来后进厨房，不久便出来，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晚上吃饭时，桌上出现了一盘炒得很糟糕的蒜苗和用一碗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的热米饭。卡斯特夫妇家离有大米卖的超市很远，开车近三小时。望着他们专门为我准备的中餐，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好家庭。

　　在语言学校，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我和上海男孩王维成了好友。我俩常常到同学家参加一些party。

　　刚到堪培拉时，卡斯特先生送了我一部移动电话。礼物贵重，我不太好接受又不好意思拒绝：“我每天只是从家到学校，不需要这个。”

　　“带在身上，我们找你时会很方便。”他坚持要我收下。从此我一直带着那手机。

　　和王维出去玩，电话成了身旁的“炸弹”——每当晚上十点，卡斯特夫人会准时打电话来娓娓催促：你该回家了。那天，我和新结识的女孩儿聊得正欢，忽然手机作响，我一看又是卡斯特家的号码，立即关机。

　　凌晨三点回到家，卡斯特夫妇房里的灯还亮着。难道是在监视我？

　　第二天吃早餐时我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有“审问”。快要吃完时卡斯特先生随便地提了一句：“昨天怎么没打开电话？”

　　望着他父亲般温和期待的眼神，我第一次说了违心话：“电池没电了。”

　　第二天，卡斯特夫人竟送我一块电池，后来在我每次出门时她都提醒我给电话换电池。

　　没过多久是王维的生日party，大家喝了好多香槟。我有点醉，大眼睛的莫斯科女孩儿娜佳送我回家。进门后我冲到卫生间呕吐，出来时娜佳已经走了。第二天再见面，她不肯理我，好像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