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友从上海打来电话，说中国和加拿大国土面积相近(分列世界第3和第2位)、都是多民族国家、拥有共同的英雄白求恩，要我写写中加两国的异同，特别是不同之处。我直觉这是需要占有大量资料的工作，我会力所不逮，加上初来加拿大时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感觉，没敢贸然答应朋友的好意。

　　几年很快过去了，有关加国的资料从无到有，但那些奇怪感觉却消失殆尽。要保留几年前那些感觉，就只剩下了一条途径：与源源不断来到加国的大陆同胞密切接触，将我和我那些新移民朋友都有过的奇怪感觉，记录下来。

　　1、加航：没有仙女般的小姐

　　70年代后期，楼上的人还在打肚皮官司、争论该搞还是不该搞的时候，胆大妄为的温州人早就开始跑单帮了;为求活路的安徽小岗村人，也已经豁出去分田单干了。直到楼上赞同搞的人说了算以后，老实巴交、对楼上忠心耿耿的各地人，才像温州人和小岗村人那样干了起来。

　　这一干不得了，前几年还在饿肚子、愁穿用的人们，一下子温饱了，还有些人富起来了。过去主要是为官员和洋人服务的民航机，一下子涌进了不少普通人。亚东的一曲《向往神鹰》，道出了许多人对乘坐飞机的向往。歌中还唱道：‘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给这个向往涂上了一抹玫瑰色彩。

　　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而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作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吧，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

　　90年代末，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其中有一位，如在中国的话，应当是退休在家含饴弄孙，或搓麻将，或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的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体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我也万万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地奇特打扮。

　　那时，北极航线还没有开通，从上海到温哥华要在东京转机，飞行时间要10几个小时。长时间呆在座位上，人很难受，我一有机会就离座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暗板漏进的光看书。我的举动，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也被美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此离座自由。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2、消失的西装革履

　　与新中国一道成长的这几代人，不仅与这块多灾的大地一道兴奋、一道糊涂、一道饥饿过，也一道疯狂、一道惊醒、一道骄傲过，还与这块多难的大地一道迷惑、一道流行过。

　　流行大翻领、双排扣的列宁装时，他们还太小或还未出生。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装时，他们中有些人赶上了。而绿军装的流行，则是通过他们中的不少人来实现的。这没有缀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后来换成了西装和领带，并配上了铮亮的皮鞋，让这时髦的流行历久不衰。

　　这真资格的舶来品，出现在了不同肤色人杂处的国宴上，也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旁。它们成了国家走出封闭状态的标志，也成了青年乃至老年人开明进取的象征。一句话，着西装革履，就是有型、有格。哪怕打皱，哪怕材质粗劣，那也是有型有格的身份表现。

　　有了如此的全民共识，这舶来品就有了超过其他装束的持久力，也有了人民代表也比不过的广泛性。也因而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是穿之四海而皆帅的好东东。当在毫无悬念的属于西方的加航机舱里，猛然看到短袖体恤衫外套背心的空大爷时，我们理所当然地大吃一惊。不过，古怪的，不仅在飞机上。踏上这个美国邻居的土地后，种种怪怪的感觉，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群自以为是入乡随俗的西装客。

　　我们来自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这井然有序，又是和制服联系在一起的。除国家层面的军队和警察有统一的制服而外，还有城管、工商、税务和兴旺发达的保安等等制服大军。在西装革履越来越成为官式业务和经济活动包装的同时，制服大军也日益壮大。这支醒目的制服大军，已无处不在，我们不能设想：社会如没有这支制服大军，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可令我们纳闷的是，在加国这个种族齐全、经济发达、犯罪率很低的国家，竟然难得看见穿西装的人，更难得看见穿执法制服的人。

　　在加10来年时间，说来难以令人相信，我仅有三次见过穿军服的人。一次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区，恰逢纪念二战的国殇日，一群早已退伍的老兵，穿着那个年代的军装、胸佩奖章游行。还有两次看见的是同一个人——我在加国认识的一位朋友：一次是他参军不久后到我家来，全身戎装给我一个惊喜;一次是在他家聚会时，他换上军装与大家合影。

　　至于工商和税务，申办公司，只需交几十元查询名称是否重复，无须注册资金，不到一个小时就可搞定，没看见谁穿了那表现权威的制服。而缴税，是通过邮件或网上来完成的，至今没见过税务官员。而警察，大概是在加国见得最多的制服人，也无法同我亲爱祖国的大城市相比 ——没有红绿灯故障、没有交通的突然壅塞，是难得见到他们的。当然，如果你发生车祸或其他意外，他们也会很快出现在你面前。

　　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是上金融街，那里的白领上班着统一西装;二是到旅游点，首次到加国来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我所在的公司，也只见过大经理一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中。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而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西装革履不离身。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地出现在我打工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

　　土气啊，加拿大人确实太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本来的土了。一回国，就有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说她姐姐，穿得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从前的同事们告诉我，他们能一眼就看出其中哪些人是从加拿大回去的——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3.乡巴佬之国

　　我祖国的同胞们，用土气来概括加拿大人，是很准确、很有眼光的。

　　‘土气’，据说源于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种庄稼农民。与之相对应的，是‘洋气’。那是享受农民与土地打交道的成果，而自己不用沾泥带土的城里人的专利。我和我来自大陆的伙伴们，探讨过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的加拿大，为何它的居民，土气到穿着休闲服和旅游鞋，走过四季、走遍世界。我们的共识是：加拿大整个就是一个乡村。用成都话说，生活在加拿大，就是生活在乡坝头。乡坝头的人，就是乡巴佬，乡巴佬不土气，那才是怪事。

　　人们常说，是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决定人的行为。也许正是加拿大的乡村环境，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呆久了的人，让我们的城市同胞，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那么土不啦叽的。

　　渥太华和北京，是加、中两国各自的首都，但二者是根本无法相比的。随便拿北京的哪一个区，都会盖过渥太华——不管是繁华程度、城建规模，还是人口数量方面，渥太华在北京面前，最多算得上是专县小城，休想像北京那样车水马龙、热闹得要排轮子才能上街。

　　多伦多和上海，同是加国和中国各自的第一大城市，但这两个第一的差距实在太大。上海人口已将近2000万，但多伦多才250多万，把周边城市算上的‘大多伦多’人口也不过500多万，仅与上海的‘外来人口’差不多。(注 2)拿房屋的高度、高层建筑的数量来比，多伦多输得一塌糊涂。只有倒过来，用没有建筑物的空地来比，多伦多才可能是赢家。那些夏天长草长树、冬天盛雪结冰的空地，不正是让人变土的农村景象吗?

　　并且，加拿大人的心态，还在日益乡野化，注定了他们不仅现在土，将来一定会更土。熬到冬去春来的日子，政府设立的堆肥场定时向公众开放。此堆肥，并非我们在中国时所说的农家堆肥。它们是从各家各户收集的厨房垃圾和花园垃圾，经集中处理后变成的肥料。每到开放日，汽车一早就排起了长龙。自觉自愿做农工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将这些免费肥土铲进自备的袋里、桶里，然后拉回家。春夏秋三季，从事花园农活的兼职农民随处可见。即便是公寓楼的住户，没有私家花园，也有充任兼职农民的。他们是通过向政府申请一块免费公地，去享受耕种的欢乐。农贸市场上那些鲜活的产品，有些就是出自这些兼职农民之手。

　　4. 一土到底 捆绑城市

　　保持加拿大的乡野景色、争当兼职农民，成为加拿大人把土气进行到底的乡愿。这一土到底的乡愿，也难免不受到工业化、商业化的挤压。

　　多伦多西南侧有一个叫密西沙加的地方，36年前建市时还只有15万人，可现在约有73万人，已是加国第6大城市、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昔日的绿野，被房屋、公路等占领;过往的宁静，被车流、人流和机械的喧嚣替代，可爱的乡村美景，被城市这头怪兽无情地撕碎。

　　怀抱一土到底乡愿的加拿大人，被城市怪兽的快速扩张所震惊。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绿色家园，任由钢筋混凝土侵占。他们汇入了始于欧洲的绿色环保潮流，执意要通过立法，构筑起一个强而有力的绿色地带(Greenbelt)，将城市这头不断膨胀的怪兽捆绑起来，以遏制它的为所欲为。

　　当然，也并非所有加拿大人都那么冥顽不化、非要一土到底不可。特别是这对‘土’的执着追求，伤害到他们发财的机会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站出来，竭力阻止设立绿带法案的通过。例如部分农场主，等着城市发展提升他们土地的价格，可绿带法案通过后，势将阻断他们的发财梦(他们的担忧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绿带设立后，绿带内的地价下降了30%)。还有地产商，他们本来就是靠着城市扩展而赚钱发财的，怎能容忍自己的财路被堵塞。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虽然很有钱，可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钱并不是决定一切的。钱要与权结合起来形成势力，特别是要买到民意，是太难太难了。民调显示，安大略省有90%以上的人支持绿带法案，散居于不同社区中，拥有法案废立权的政客，逆民意就可能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的他们，不得不跟从民意。2005年，绿带法案通过，在南安省划出了一块180万英亩的绿带(Greenbelt)。

　　5. 傻乎乎不顾国家脸面

　　在我们的语汇里，土气和傻气往往是一家子。年复一年的春晚，压轴节目通常是赵本山的小品。逗得观众笑翻了的赵氏小品，有人说是专拿农民开涮的，荧屏上他们的土气和傻气，让上亿人乐了，也让赵氏公司发了。此说是否中肯，不是俺的兴趣所在。俺觉得有趣的，是地球另一面的加拿大人，他们的土气和傻气也是联在一起的。

　　初到加国时，不管走进哪一家洋人开的书店，里面都有舒适的顾客座位。舍不得付买书钱，坐在那里不掏一个子儿地看书，想来是个不坏的主意。不过如此一来，买书的人数是否会大打折扣呢?也许我的同胞倾向于这种思维，所以同在多伦多，在华人的书店里就找不到顾客座位。这类商业上的傻冒行为，当然不会是孤例。走出商业领域，傻例就更多了。

　　2010年夏天，G8-G20峰会，相继在安大略省风景如画的小镇亨茨威尔和加国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召开。加拿大第一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全球峰会，而且是全球少有的同时举办两大峰会。世界富国、大国的头头脑脑都来了，就像奥运、世博会对中国一样，那绝对是加拿大很拿脸的事。按说，对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事，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应当为此盛会高唱赞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当脸泛红光、无比自豪。可奇怪的是，媒体不出来为国家面子撑腰，纳税人竟也不买国家面子的账。

　　媒体不仅盯着峰会的内容是否有益世界，还死死地盯着会议的开支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等。会还没开，媒体上就沸沸扬扬地指责新闻中心的人工湖和人工景是多此一举，批评会场区域设立隔离带是扰民。保安费公诸于世后，更是像炸锅一样的抨击声浪铺天盖地于媒体。峰会期间，反贫组织、环保团体，甚至同性恋群体，还组织了规模不小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中曾几度与警方发生冲突，一些人在冲突中被捕。

　　示威组织者和峰会会场所在地的居民，不仅不从国家脸面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题，竟然还将警方和峰会组织者的政府告上法庭。不附属于政府，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法庭，居然也判决其中部分属警方和政府败诉。人不得不放，还得对胜诉人经济赔偿。

　　傻乎乎的加拿大人，有一个纳税人联盟，为了让国民知晓并抨击三级政府的挥霍浪费行为，联盟创设了‘泰迪政府浪费奖’(Ted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注】。2月8日，联盟在国会山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第13届颁奖典礼。花逾10亿保安费用的G8/G20峰会，获选为联邦政府最浪费项目。安省政府获泰迪奖，是因为付出5600万元解雇金给一批没有真正失去工作的税务官员。他们不过是将名片上的PST收税官改为HST收税官，就因此人平获得4.5万元。多伦多2010年在任的市长苗大伟，获颁浪费上的终身成就奖，则是因多市的营运预算增加了44%(28亿元)，将市府债务增加了10亿元，而每年的物业税增加多于通胀。完全不给代表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面子!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示威比峰会热闹、政府永远挨骂而得不到赞扬、媒体对公权力只会挑剔而不会歌颂的国家，居然不见上访鸣冤叫屈的人;良好的社会治安，居然不需要高墙铁栏和保安大军来维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来源地的人们，也居然可以相安无事地和谐相处。

　　【注】加拿大纳税人联盟的“泰迪政府浪费奖”(Teddy Government Waste Awards)始创于1999年，至今已经连续颁发了13届。每年，纳税人联盟都会审查各级政府的花费状况，并评出在浪费纳税人金钱方面的“佼佼者”。然 后，该机构还会煞有介事地举办颁奖典礼，并由盛装的司仪宣布获奖名单，并颁发“金肥猪奖杯”。这个奖杯的外形是镀成金色的小母猪(golden sows)，用来讽刺某些政府官僚好吃懒做、挥霍税银。这个“奖项”以前联邦自由党政府的官僚泰德.韦德利(Ted Weatherill)命名。他曾经连续9年担任联邦劳工关系局(Canada Labour Relations Board)主席，任上肆意费公款、引起巨大民愤，并于1998年被当时联邦劳工部部长Lawrence MacAulay解职。

　　6. 头脑简单 没大没小

　　在我们的语汇里，‘土’和‘憨’又是与头脑简单联系在一起的。我请教过有关专家，他们对头脑简单是这样界定的：一是思想不设防，容易上当受骗;二是不能立足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去思考，缺少应变能力;三是刻板于律条，不能灵活变通。暂时搁置专家的意见，实地看看加拿大人，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似乎时时处处都趋向简化、追求简单。

　　土生土长的加国人，对我华夏最闹不懂的事情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我的父老乡亲、列祖列宗，在血缘亲属间的称谓上，是十分精确的。例如，姑妈和姨妈是不能混用的，叔叔、伯父和舅舅也是不容混淆的。但在加国人的官语英语中，姑妈和姨妈只有一个独词：aunt，而Aunt竟有姑妈、伯母、姨妈、舅妈、婶母、阿姨6个汉语中的不同含义。叔叔和舅舅，也只有一个共用独词uncle，而一个uncle也竟有叔叔、伯父、舅舅、姑父、姨父、大爷6种在汉语中不容混淆的含义。

　　在社会交往中，我礼仪之邦的古今同胞，对称呼更是马虎不得。作为个人符号的姓名，虽然在涉及个人时是最准确的，但除自报(含填表)或呼叫下人时，通常是闲置不用的。例如对‘天地君亲师’中的老师，直呼其名叫不敬;对长辈以名相称，叫不恭。而对皇上呼名唤姓，那就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了。称呼的讲究不止于此，如对副职长官就要弃副不用，一律用正职称呼，所以在称谓中是没有副部长、副书记、副经理等等的;而对各种有职称的人，则要就高不就低，见工程师要称高工，见老师要称教授……

　　懒名声在外的加拿大人，压根儿不动这个脑筋，一切从简，对所有人都一律呼名道姓，管他是总督、总理、经理，还是教师、工人、学生。叫不出名字，就叫先生或女士。叫的人自然，被叫的人也很受活，没有尴尬、难受，也没有畏惧、担忧。

　　这10多年来，进入加国门的同胞越来越多，有的就在这里结婚生子。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尽管不少人也能讲流利的中文，但在接受英语的同时，也将加拿大人的那种删繁就简之懒、没大没小之风，给接收了过来。我一位国内时的同学对此感受甚深，他说：‘犬子小时候，我说他调皮，他就说我调皮;我说他不听话，他就说我最不听他的话;我说他不孝敬父母，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孝敬过他;我说他是我儿子，他就说儿子和父亲是相等的(儿子=父亲)。’

　　同学的邻居夏某，也与我这位同学有同感，他说一次他不在家，朋友挂来电话。恰巧电话被儿子接 住。对方问：‘老夏在吗?’回答是：‘他不在。他老婆在，你要跟他老婆讲话吗?’后来朋友向老夏通风，说他不在时，家里住进了小白脸。待其回家一查证，方知是其儿子。还有一次，儿子与他妈妈争执不休。老夏为了保持公正，拒不介入战争的任何一方。于是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坐在书房里看书。突然儿子冲进来，气呼呼地嚷道：‘眼镜儿、眼镜儿，你要不要管管你的老婆啊?!’

　　加拿大人这一废头衔、去尊卑的偷懒之举，明显地模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混淆了上与下、贵与贱，完全不符合孔老夫子为我们规划的等级有序的和谐社会要求。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政客天天挨骂的国家里，居然没有犯上作乱之忧。

　　7. 送骂不送礼

　　加拿大青少年没大没小的言辞，并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口雌黄。在人际交往中，加拿大人的古怪表现，并不局限于青少年，让我等来自礼仪之邦的华夏人，长时间感到不可思议。

　　80年代中期，高教改革正说得热闹之时，《高教研究》向我约稿。既缺乏教学经验，更缺少教育和教管理论基础的我，邀请时任加国安省社区学院协会驻川代表的高尔丁先生，到我家一聚。在川大一舍的简陋房间里，我第一次见识了加拿大人送礼。我用家常水饺款待同事和这位高鼻子老外，大家英、汉夹杂着(高尔丁先生能流利使用普通话)，相谈甚欢。这次聚会，不仅让我收获了一篇向《高教研究》交差的文字，还收获了高尔丁先生送的一瓶葡萄酒。不好意思的我，向犹太裔的高尔丁先生回赠了一本记载有一支犹太人在河南消失那段历史的期刊。

　　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的国内乡亲早已与时俱进，待客通常选在高档餐厅、豪华包间。送礼则按古往今来的惯例，一看求人所办事的重要程度，二看所求之人身份、地位、权势的高低和大小，确定所送之礼。适应这不同层级的不同需要，我的老乡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礼品从含金的月饼、现金支票、名人字画、古玩古董到姿色美女，可谓五花八门。送礼方式也从封红包、赠购物卡、麻将桌上的明输暗送，到使成为股东、业主，以及境外账户注资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加拿大人聚会和送礼的方式，居然几十年不变，依然是AA制为主旋律、一瓶酒畅行无阻。重大节日，例如圣诞节，不少公司也有礼尚往来的活动，但职工之间交换礼物没有下限，却有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上限，全视礼物交换人群的收入状况来定。招待则不是下对上，而是上对下、资方对劳方的行为。至于与公职人员、政府官员、政客议员打交道，如果想把他们拉下台、送进监狱，你可以尽管送礼，不过，可能他们还没倒霉，你自己却已被抓了起来。

　　初来乍到的同胞，急于拿到驾照，在考牌过程中做出符合原国情的举动，是不难想象的。从这里报纸上，我至少读到过三则这样的消息：我参加路试的同胞，掏出100元或200元现金‘感谢’考官。不领情的考官掏出手机报警，让同胞被以行贿罪嫌带走。其中一位同胞就说：我只是按国内的习惯，想对辛苦的考官表示一点感谢而已，完全不知道这是犯法(大意)。

　　一时水土不服的，不只是她们，也不局限于考驾照。我的新移民老乡，刚到加国时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到政府部门办事时，该怎么送礼?一开始，他们中很多人还不太相信标准答案是：不需送礼，也不能送礼。

　　不送礼也能办成事、送礼反倒要吃官司，还有更怪的，是政府做了好事，没有人表扬、没有人感恩。至于口碑好的官员，更不可能有人组织给他们送‘万民扇’、立‘功德坊’。有一则笑话说：‘中美两国领导人死后接受阎王爷的审判，阎王爷把中国领导人都送往天堂，而把美国领导人都押往地狱，美国领导人抗议，问阎王为什么?阎王爷说：我看了美国 300年所有媒体的报道和评价，没有找到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我看了中国60年的所有媒体报道和评价，没有发现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你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将笑话中的美国换成加拿大，是会很贴切的。

　　8. 五颜六色也和谐

　　新华网曾刊发消息：涵盖加拿大263个族裔民族文化的‘文化归属被’在首都渥太华与民众见面。这个花费14年时间完成的巨幅纺织艺术精品，是由加国逾千名不同族裔人士共同完成的。

　　这消息所披露的数字，很是令人吃惊。一个仅有3400万人口的国家，族别数竟然有我13亿人口大国的4倍多。这意味着，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这里就有多少个族裔群;地球人有多少种肤色，加拿大居民就有多少种色彩!

　　有人类学家说，按肤色划分，地球人有黑白棕黄红5种。有人纠正道，所谓红种人并不存在，那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误读，他们是黄种人的亚种，只不过在皮肤上涂上了红颜料而已。也有人维持五彩之论，指印第安人是铜色人种……，让按肤色划分人种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题目。但对加拿大居民的肤色，包括由黑到白的各种过渡色，是世界上最齐全的，就见不着争议了。这五颜六色的众多民族来到同一片国土上，自然会产生出如何整合的问题。

　　是加拿大人太轻视政府的作用吗?又不太像。他们把政府开支盯得紧紧的，一口一个‘那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在政府部门或公营机构工作的人，收入上了10万，是每年都要上报、上网，接受纳税人监督和评议的。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至少要接受两个环节的监督：预算，和独立于政府外的专业机构审计。

　　魁北克是个多年闹独立的省。为避免国家分裂，在全省公投决定是否独立前夕，一些加人自驾车前去温情劝阻，还打出‘魁北克，我爱你’的标语。国会也通过预算，划出一笔经费在魁北克加强宣传。实施过程中媒体揭出，使用这笔钱的部分广告公司，并未经过招标的法定程序，后被独立审计所证实。这直接导致辉煌 了10多年的自由党克瑞靖政府和马田政府垮台。

　　加拿大人对乱用他们钱的人，是一点也不温情的。多伦多公屋公司(TCHC)员工被揭出‘不当使用的开销’：1,850元的游船费用、1,925元的修甲和修足费用、4万元的员工圣诞派对费用和从Holt Renfrew购买1,000元朱古力的费用。新上任的市议会激辩6 个多小时后，以25：18票通过，解散了TCHC董事会。

　　但加拿大人监督政府时，用起钱来又非常大方。2008年的联邦大选，加拿大纳税人用了2700万元津贴五个主要政党，按它们各自获得的选票，每票2元零4分，分四次兑付。这5个政党中，有4个是反对党。加人根深蒂固地不相信手握大权者会那么自觉地保持廉洁、自觉地为纳税人服好务，他们宁肯花一些钱支持获得较多选票的政党，让它们互相制约、敲打政府，让执政党保持危机感。为防止这些政党被利益集团收买，还制定了禁止企业向政党捐款和限制政治捐款数量的法律。这也是加拿大人与美国人不同的奇怪之处——宁肯自己掏腰包，也要拿钱买反对。

　　10. 犯上有功 厚脸上位

　　我们听过太多上一辈和上一辈的上一辈，关于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浴血故事。在这些神圣而又残酷的故事里，总有许多的被统治者，为了一些人取得政权或保住政权而丢掉性命。现在身处这面积比祖国稍大一些的枫叶国，耳闻目睹国家政权风平浪静地更迭，忍不住问身边的洋同事：是加拿大的政客特别nice吗?他耸耸肩说：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

　　难道真如这位洋鬼子所言，加国的政客想要以暴力夺权或赖在权位上不走，都是不可能如愿的吗?

　　在多伦多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碧蓝色的湖泊群，这是加拿大最美的风光胜地之一——玛斯科卡(Muskoka)。湖畔有一小镇：格雷温赫斯特，那是白求恩的出生地。一篇《纪念白求恩》，让这位70多年前的共产党员名满神州。白求恩为中国人献出生命70多年后，加拿大还有共产党吗?存在于初来华人心中的这个疑问，在加国的选举期间找到了答案。

　　多伦多湾区，是加拿大308个选区之一，与其他选区一样，它也将产生一个国会议员。在大选期间，媒体所公布的议员候选名单中，那里就有共产党推出的代表。它很小，据说只有1000多人【注】;它每次获得的选票还很少，还达不到获取纳税人补贴的下线;它还进不了国会，担当不起反对党的责任。但它的顽强存在却告诉人们，在这个国家里，任何群体都有发声的机会，都可以通过选举、通过媒体等，表达你那个群体的诉求。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不需要采取体制外带破坏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人数尚少的共产党和执政的保守党、人数众多的自由党，以及新民主党、魁人政团、绿党等等，它们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都一视同仁地受到法律保护。

　　在加国，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没有一劳永逸的掌权者。从在野党到进入国会成为反对党，再到执政党，是所有组党者的雄心，或者说公开的野心。为此而奋斗的政客，指挥不了枪杆子，也操纵不了独立的司法，连对行政技术官僚系统，也只有通过吵吵嚷嚷的国会立法来实施领导。它们要获得纳税人的支持，要做大自己直至成为执政党，全靠各自能讨好多少选民、挣到多少选票。于是千方百计讨好纳税人，以积累民望、扩大选票票源，成为政党和政客的常态。弱势的人们，因手中握有选票，也成了不可忽视的群体。

　　政客也是一种职业。加国的制度迫使选择政客职业的人，要具备不同于其他职业的本领：一是善于揣摸民意(而不是上意);二是精于选战(而不是流血、丢命的刀枪之战);三是要有超厚的脸皮。

　　政党的民意积累，是从政客在其所在选区的义工生涯开始的。加国的所有议员，都是各自选区的居民，是所在选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闭会期间，议员都要回到各自的选区，与选民保持直接联系。同一个选区，往往有若干个党派，或非党非派的独立候选人，竞逐同一个议席。谁能取得最多的选票当选为议员，就要看哪一个党派的政纲能为最多的选民接受、哪一个候选人能争取到最多的粉丝，获取高民望。

　　要博取高民望，除自身的德行形象而外，还要能迎合民意善于‘犯上’，对当政者拈过拿错、说三道四、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在抨击施政者之失时，还可拿出能说服人的措施。犯上成为政客的基本行为，犯上的水平也就成为选民评价他们的重要内容。能坐上议员席位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累累犯行的高手，也没有哪一个没有被翻来覆去地敲打过。

　　在东方媒体不胜其详地披露演艺人员个人私事，为同胞提供茶余饭后的兴奋佐料时，加拿大的主要媒体却将政客(东方民众眼中现在或将来的‘父母官’)的不光彩行为展示在公众面前。孔夫子代代相传地教导我们‘为尊者讳’，在加拿大却是专揭执掌权力者的丑事、谎言和过失。个人隐私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保护的政客，没有练就能经受住被反复痛扁的超厚脸皮，在政坛上是立不住脚的。

　　【注】《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加拿大共产党的：Cammunist Party of Canada

　　加拿大共产党前身为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统一共产党在加拿大的两个党组织，1921年5月合并为统一的加拿大共产党，1922 年2月特别代表大会决定以“加拿大工人党”为名，公开活动。1924年加拿大政府废除了禁止进步组织活动 的反动立法后，工人党改称加拿大共产党。从成立起，该党便为争取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进行积极和不断斗争。1936年动员1200多名党员、团员组成志愿营，参加西班牙反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1940年政府禁止共产党活动。1943年8 月，共产党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宣布建立工人进步党。1954年3月5大提出以“和平的、合乎宪法的 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纲领。1959年又开始称加拿大共产党。1971年21 大通过纲领，提出要利用议会前进到社会主义。该党主张首先建立民主的、反垄断的、反帝联盟的政府，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1986年26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军事危险 和争取巩固普遍和平的纲领;拟定了反击保守政府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进攻的具体计划。该党力量主要集中在安大略省，党员有1000多人。党组织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总书记威廉·卡什坦。党报是《加拿大论坛报》、 党刊为《共产主义观点》。（作者：有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