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程
2003年，移民加国的前一年，我的年薪是六位数，再次拿到这个数字是5年以后的事了。
2004年，5月的宁波，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早早的亮了，吴师傅找好的金杯面包车就停在楼下。
朋友们都来了，大家帮我把行李搬上车，有六个纸盒子，里面有一家三口的衣物，被褥，碗筷，高压锅，案板，菜刀，以及成堆的牙膏。
握手道别，我们谁也不知道，下次的见面会是在整整4年以后，我们也从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
金杯面包载着我们一家三口行驶在通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路上，跟我们一起去的是吴师傅。
我有很多朋友，吴师傅是在我身上花费最多但从我这里得到最少的一个。
移民的路是漫长的，从递交申请之日起到最后的成行，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吴师傅也替我们守了四年的秘密，我也从国营企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变成了一个跨国公司的经理——只管生意不管人的经理。
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冒险，事先不曾觉察到的冒险是最大的冒险，我的自然也不例外。
辞去工作，踏上加拿大这块土地时，我没有意识到移民的路其实是条单行线。
他们说，移民就是重新洗牌，把你就要到手的好牌洗成十三不靠。
到一个完全陌生，连语言都不通的国度，心里打鼓吗?是的。
但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能会像所有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依然选择你”。
因为这其实是个有些无奈的选择。
我是学工科的，和大部分我的同学，同事一样，我认为做学问是很没出息的，我曾经的理想是当官，那种有人请吃，请喝，能光宗耀祖，孩子犯了法可以用我的乌纱帽罩着的那种有点实权的官。
我的同事说我有反骨，这个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真正安分过。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内心深处，我很希望和我的领导同流合污。
我的领导也许没能看透我的心思，也许他们没能理解，总之我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我没有说过领导不爱听的话，也没说过他们喜欢听得话。
我的领导说，干部要学会叫，做的事情要叫出来，照现在的说法是会炒作，这个我理解;
他们还说官场上混，你要比猴子还精，这个有点难为我，比猴子精的那还能叫人吗?
我的很多朋友经商发财了，我知道这个我也做不了，商场和官场是相通的，官场都混不好商场能行吗?
我出国的动机不纯，并不是真的热爱加拿大，我要是当初能升官或是发个财什么的，我不会选择移民。
这不，在温哥华机场过关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
除了遇到几次气流，一路还算顺利，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跟着机场的指示牌，去海关报道，新移民还真的不少，长长的队。
检查完所有的文件，被告知我们在国内精心排的照片不合规范，头太小了。
还好，被带到一个小屋里，披上毛毯，重新照了一张，被用在后来的枫叶卡上，其实照的水平并不好，怎么看上去都像是三个被通缉的逃犯。
同机的那对上海小夫妻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根本没有带照片，移民局接待的小姐好像说他们不该这样，我觉得左右是不合格，带不带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态度不好，交谈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后来就变成了种族歧视，要投诉什么的。
种族歧视这个话好像很管用，争吵马上平息了，接着是道歉。
我那时真的是羡慕，登陆的第一天就能操着英语和加拿大人吵架，还能让他们道歉，从心底里佩服。
取行李，转机，直奔我们的目的地多伦多——朋友等在那里接我们。
二、初识多伦多
我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宁波生活了十几年，虽然和大家一样没去过天堂，但我到过苏杭。
五月的多伦多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十倍。
到达多伦多机场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朋友刘早早的在外边等着了，我却遇到了点小麻烦——托运的行李出了问题。
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六件行李我只找到两件。
机场的工作人员来了，解释说可能在下一个航班上。
似懂非懂，不过既然是加拿大的规矩，就等等吧，好在下一个航班马上就到，丢行李的也不止我们一家。
11点到达的航班上又找到两个行李，还有两个是真的没了，跟着别人去机场登记了朋友家的地址，说是行李改天会送上门，我开始有点将信将疑了，机场那么多人，也没人管他们拿的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该不会是谁顺手牵羊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吧?
我要是多报两件呢?感觉好像也是可行的。
不知道别的航空公司是不是都这样，我坐过飞机，可从没托运过行李。
推着行李车走到外边，刘已经等候多时了。
坐到车上，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刘姥姥”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知是兴奋还是时差的关系，都半夜12点了，竟还是睡意全无。
刘特意为我5岁的女儿准备了一个座椅，叫什么CAR SEAT，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嘱咐我们系好安全带，我说没关系，你系上就行了，他说不行，全都得系。
系就系呗，反正在国内我是不喜欢那玩意儿，不舒服，我还真不记得国内的车子后排还有安全带。
晚上下了点小雨，很凉快，空气也很清新，我们飞驰在后来听说叫HIGHWAY 401的大道上，感觉真的很不错。
刘开的车子出奇的大，他说那个叫MINI VAN，是借朋友的，特意强调是个很好的朋友，
“很够意思的，加拿大人有两个东西不借，一个是老婆，一个是车子”。
我笑了，
“你也太八卦了，国内别说是车子，马子都是可以借的。”
他也笑了，
“说真的，不开玩笑，要学的东西很多，你慢慢会知道的，有几种人你马上就会碰到，第一是教会的，第二是传销的，第三是卖教育基金的。张，你答应我一件事，这些人你可以接触，但在前六个月之内，一次性两百块钱以上的支出一定先打电话给我。多伦多的工作不好找，老移民打新移民的主意，不了解情况上当受骗的新移民很多。六个月以后，你再干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说这个好办，我就见了兔子也不撒鹰——我原本也没多少钱。
刘说的三种人我后来真的都碰到了，包括受骗的，这是后话。
一路飞驰，转眼到了SCARBOROUGH，没见几个高楼大厦，这个我有心理准备，短登的朋友给我看过温哥华的照片。
半夜里行人和车辆很少，朋友开车挺小心，遇红灯没人也乖乖的停下，应该是有摄像头吧，我想。
居民区很静，一栋栋的房子，我们在国内戏称之为“别野”的那种，可是又有点不一样;马路的两边绿树成荫，路灯的灯光透过树叶洒向地面，也洒向马路两边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清新的空气里透着一点湿润，带我回到儿时我生长的小山村。
梦幻般的景象，真的和美国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小区里没有红绿灯，我们的车子还是时不时的停下来——没人也停。
忍不住对刘说，
“刘，你开车挺小心的。”
刘解释，
“看见那个红牌子了吗?STOP SIGN，我们国内没有，必须要停，还要停定，被警察抓了要罚款的。”
这是我在加拿大上的第一堂交规课，虽然国内也偶尔听人讲起过，这回是来真的了。
刘是有房子的，我们在多伦多的第一晚不是在他家，是在移民接待站，就是有房子的华人开的家庭旅馆，有点意外，不过没太往心里去。
安顿好，还是没有睡意，老婆借房东电话给她妈简单报了平安，女儿饿了吃刘给我们准备的面包。
跟刘约好，天亮带我们找房子。
三、找房子
刘一家三口一大早就来了，依然开着那辆MINI VAN。
四年没见了，见了面照例是激动的没有拥抱——我们中国人不兴那个。
感叹时间过得快，朋友的女儿比我女儿大了六岁，上六年级，都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看到我女儿，很高兴，转头跟她妈妈说，
“MAMI, SHIRLEY IS SO CUTE.”
哦，原来加拿大夸小孩不是BEAUTIFUL 或是LOVELY，是CUTE。
女儿也很高兴，孩子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对那辆MINI VAN很感兴趣，个头的确比一般的车要大，可以坐七个人，有三排，最后一排装在轨道上，可以折叠，还可以移动。
刘冲我说，
“现在新移民不多了，房子好找，不急，今天应该能搞定，我们先去吃早饭，想吃什么啊?”
我说，
“油条或是小笼包子，随便，什么都行。”
刘和他老婆都笑了，
“张，不一样了，多伦多没这个，我们去吃TIM HORTONS。”
对TIM HORTONS吃的东西不感兴趣，奇怪老外喜欢吃那个甜不拉几的面包，不过店里很整齐，比国内的包子店干净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售货员拿面包(后来知道叫DONUTS)时都戴着一次性的手套，这个以前没见过——小笼包子是带笼子一起端过来的，油条我们在国内用筷子夹。
刘的老婆随身带了一张最近的报纸，上面很多租房信息，有APARTMENT还有BASEMENT，上边已经做了不少记号，都是潜在的目标。
决定先看便宜的BASEMENT，一个电话过去，确定人在家，我们出发了。
车上一边看风景，一边跟他们瞎聊，
“多伦多这鬼地方，倒真的是挺干净的，不过大街上怎么没人呢?”
刘解释说，
“今天是VICTORIA DAY，法定节日，长周末，很多人都出去玩了。”
一边点头，一边琢磨，节假日城里好像应该人更多吧，国内周末逛街，都是人满为患，麦当劳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你得快点吃，桌子旁边就有人站在那儿端着盘子等着，总不好意思细嚼慢咽吧。
告诉刘，我的眼睛好像比在国内的时候好了一点，远处的高楼不像以前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得很清晰，他说不是眼睛好了，是空气质量的原因。
不一样的多伦多，给我的印象很不错，没有那种“不去后悔，去了更后悔”的感觉。
看了几个房子，总体不是很满意，地下室太深了，而且大都窗户很小，有些干脆就没有窗户。
还有就是要穿过房东家的客厅，或是跟房东共用厨房，以前没有这个经验，和陌生人在一个桌上吃饭，总之感觉不爽。
接着找，下午三点多，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
就在SCARBOROUGH，穿过一个公园，就可以到丰华超市，房东是一对福建的夫妻，感觉人很不错。
地下室的三分之一高出地面，窗户也比较大，前任房主，那个白人是把它当酒吧用的。
重又装修后，被隔成两间，还装了个厨房，独立的，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浴缸是红颜色的，老婆和女儿很喜欢。
650块，包水电，就是它了。
刘从他们家车库拿来事先给我们准备好的席梦思床垫，两张旧桌子，几把椅子。
因为车子要还，于是马不停蹄又去约克大学从归国留学生那里买了旧沙发，旧自行车。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旧货市场花90块钱买了国内人都不用的286台式电脑。
还有那个和VCR一体的20寸彩色电视机，我保证那个是老古董了，都什么年代了，还VCR呢，在中国都SUPER VCD了，盗版光盘满大街，便宜的很。
无奈刘说，这里光盘贵得很，买不起，图书馆里可以借到录像带，不用花钱。
以中国速度一天内搞定一切，总算是有个窝了，这些全都多亏了刘。
吃饭，庆祝，谢谢了，哥们儿。
四、很多东西要学
接下来的几天，起得很早——睡不着觉。
老婆孩子还在梦中，我就早早的爬起来了，拿张地图，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也没有目的地，纯粹瞎逛。
除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少看见人，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长得很胖的白人女子散步，年龄大概二十到四十岁，手里牵着一条哈巴狗，把整个人行道都占了。
车子没有铃铛，看看绕不过去，又不想践踏草坪，于是下车来跟在她后边，被她察觉，回过头来白了我一眼，用手指着马路，嘴里好像是说我应该骑在马路上。
太危险了吧，马路上车子开得那么快，看看周围没人，推着车子从草坪上绕了过去，心想，这人也真是的，怎么不让路啊?
很多东西要办，不过没什么难度，值得一提的是在SCARBOROUGH TOWN CENTER办证时碰到的一个好心人。
那天，我和老婆，孩子三个人排队等着办工卡，人很多。
一个人走过来，用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自我介绍叫PETER，在政府部门上班，帮我们填了所有的表格。
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唠嗑，他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加拿大的情况，像是牛奶金，教育基金什么的，告诉我们他老婆是这方面的专家。
得知我老婆在国内弹琴，他很高兴，说他女儿弹钢琴，问我们能不能改天到他家里坐坐。
在国内时就听说加拿大教孩子弹琴很贵，钢琴老师，或是陪练是个不错的工作，于是满口答应。
第二天，PETER真的来了，一看就知道很有派头的那种，他开的真皮凌志车我是认识的，挺贵。
他们家的房子更大，屋里墙上大大的油画，很有品味，尽管我不太懂那个东西。
试了一下他们家的钢琴，我老婆说比国内我们家的好不少。
更羡慕的，他老婆的办公室就在家里，办公桌很大，很气派，很加拿大，桌上的杯子里斜斜的插着两面国旗，和电影里美国总统的办公室极其相似。
一同被邀请的还有一对上海来的夫妻，STEVEN和SHELLY，他们的孩子小，送回国内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听他们讲，我们是低收入或没收入家庭，女儿可以拿到政府发的最高限额的牛奶金，每个月有三百多块钱，下个月就到——和朋友讲的一样。
讲到找工作，好像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难，上海的小夫妻都在上班，工资不高，8块还是有的，换成人民币比我老婆在国内挣得多。
话题很自然的扯到了孩子身上，中国的父母当然是世上最好的父母，大都给孩子攒钱，供他们将来上大学。
把钱存到教育基金上，政府会每年贴400块，很合算，上海那对小夫妻就给孩子买了，其实也不多，每个月存两百块，算到每天就更少，从孩子的牛奶金里拿出一部分就够了。
PETER的老婆是政府教育基金的代理人，她已经做到金牌了，办公室里大大的证书可以作证。
我记着朋友给我的忠告，尽管感觉有点对不住孩子，还是婉言谢绝了，我们需要钱买吃的，把超市里的价钱乘以六换成人民币，东西贵的不敢买。
还是等有钱再说吧。
没有当成PETER孩子的钢琴老师，不过认识了STEVEN他们，不久又一个机会来了。
那天STEVEN和他的朋友开车来找我，说是去见一个美国常春藤大学毕业的教授，就住在SCARBOROUGH的一个高级公寓里，事业很成功，没准他或他的朋友可以帮我找到我专业方面的工作。
满怀希望欣然前往。
很高级的公寓，很大的房间，从窗户看下去就是高尔夫球场，很美。
应该是成功人士才能买得起的房子。
主人是美国某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茶几上放着一本书，叫《我的第一桶金》。
我们谈的很多，原来数学博士是不做学问的，加拿大发财的机会太多，何必去做没出息的学问呢，关键的是如何捞到第一桶金，这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于很想发财的我来说，这个诱惑是很大的，那个能帮我发财的产品就在教授的家里。
我这时才注意到，他们家客厅的橱柜里摆着很多东西，我在国内见过的，类似安利的洗涤用品，希望转瞬间化成了泡影。
不用朋友提醒，我知道这一桶金不属于我，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后来还去过类似但规模大的多的传销会，都是车接车送，他们的产品无外乎是号称圣水的中药或其他的魔水，站在台上现身说法的是曾经半身不遂和偏瘫的病人。
我的四肢一直很健全，家里也没有这样的病人，这些发财的机会只好让它白白的溜掉了。
渐渐的发现，在加拿大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发财对我来说不过是个梦。
还是老老实实从语言开始学起吧，我想。
五、英语培训班
我在国内是考了雅思的，托福也考过——以备万一上学之用，虽然不是很牛的满分，600分还是有的。
我还在原来单位的外事办当过几天翻译，接待过老外，包括说话时舌头好像老也伸不直的印度佬，还有从伦敦郊区来的操着浓重乡村口音的英国佬。
做翻译是要有水平的，对我来说，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得能猜，要镇静，不能慌，反正我的领导不懂英语，外国佬又不懂中文，全凭我说了，当然不能胡说八道，起码逻辑要讲的通。
最烦的是那个会一点中文的英国老头，讲话时很喜欢冒出几个蹩脚的汉字，自以为很得意，整的我不仅要猜他的英语还得猜他的汉语。
我这个老革命到多伦多遇到了新的挑战。
上刘家里吃饭，他老婆跟我说，到她家要转一次车，不用另外买票，但要记得跟第一辆车上的司机要票，我说，
“哦，PLEASE GIVE ME A TICKET。”
她说不是，
“TRANSFER, PLEASE。”
见我满脸狐疑，刘解释说，公车司机是不给TICKET的，警察给TICKET，可那个TICKET一个TOONIE(两块的硬币)是绝对搞不定的。
TRANSFER在加拿大就是公车票，很有意思。
我的听力还可以，简单的英语我连蒙带猜的也能懂个八九不离十，要命的是口语，自己不会表达。
那次上刘家里吃饭车就坐过了头，一直到了终点站SCARBOROUGH的TOWN CENTER，路上一直没敢问。
算了，不着急工作挣钱，先熟悉熟悉环境吧。
去给自己的英语做了一个测试，我四级，我老婆三级。
带上孩子一起去读LINC班，就是劳伦斯大街上的那个。
LINC班里有各色人等，我们班上除了两个东欧人，其他都是说普通话的，有一个学友词汇量相当的丰富，后来听说他的GRE原来考了2000多分，申请了奖学金，过完暑假就要去读书了。
不过这老兄和我们一样学的一口流利的哑巴英语，连说带比划也很难让我们漂亮的波兰裔女老师明白他的意思。
在国内新东方读书的时候，俞敏洪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说，
“美国人抱怨我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说话，我告诉他们，我的学生不会说英语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要是他们到了美国三个月后还不会说英语，他们美国人说的就不是英语。”
我当时的理解是，到了美国，加拿大，英语单词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嘴里冒出来，挡都挡不住，看到LINC班里那些学长，我有点担心了，他们有些已经在那里快两年了。
俞敏洪的话放在孩子身上是适用的，上了两个月的LINC班，进步最大的是我5岁的女儿，从刚开始不肯进那个BABY SITTING ROOM到能听懂阿姨讲话，然后是看懂动画片DORA THE EXPLORER，兴奋的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偶尔还冒出几个西班牙单词，为暑假后的KINDERGARTEN打下了基础。
我虽然没有什么长进，不过结识了不少朋友，有国内基础很好的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还有没学过几天英语的家庭主妇，比如我老婆;我们彼此在和对方的比较中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有几个男同胞，上完课，还要背着书包去面包厂上班——很有养家的责任心。
特别羡慕那些有工作的本地人，LINC班的老师包括我女儿的BABY SITTER都有17块/小时，还有那个公车司机，听说也有17块，每天坐他的车，每天把我们扔在路边去TIM HORTONS买他的咖啡，雷打不动。
除了女儿的牛奶金，我们家的钱都是人民币换来的，我那时总喜欢把价钱乘以六往人民币上靠，这一靠发现，加拿大的东西贵的让人心疼。
我们在国内时，早饭和中午饭一般都在外边吃，周末是饭店里的常客——客户总要请的，隔三差五的请老婆孩子吃顿饭老板说就用公司的卡付了吧。
来加拿大后的头两个月，饭店的门都没敢靠近过，那次女儿嚷着要吃麦当劳，我也是只给她买了一份，我自己和老婆一旁袖手旁观。
从报纸上看到SHEPPARD AVENUE上一家幼儿园夏天招PART TIME的义工，为了积累加拿大工作经验，老婆决定去试一试。
从STEELS到SHEPPARD就两站路，一家三口7块钱的公交票换成人民币就是40块，比国内的出租车还要贵，我们决定散步过去。
没想到，这一散就散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到后来女儿累的实在走不动，只好抱着，天有不测风云的是刚巧被教会的一个朋友碰上了。
他说，再苦不能苦孩子。
他说的没错，两个月后LINC班放暑假，我决定过完暑假，不再回去了，我们不能一家三口只靠女儿三百块一个月的牛奶金过日子。
英语好不好那是胡扯淡，钱是第一需要。
六、LINC班
男人去打工了，剩下LINC班里上课的大都是女生。
年长的比如我们的老师，年轻的比如我老婆，再小的小女生比如我五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和她同岁的小女孩——她们在LINC班的DAYCARE。
我是为数不多的男生中的一个，刚来加拿大，还比较青涩。
这样说有人会想到那个成语“众星捧月”，其实我长得并不胖，更像是一弯残月淹没在众多的星星之中——星星们才是主角，常听见的是她们的笑声。
在我的印象中，外国的女人是不吃中饭的，她们吃的很简单，也就是两根手指头大的胡萝卜，几片黄瓜，两个鹌鹑蛋大小的西红柿，奢侈一点的会带上两块饼干，不像我们有米饭炒菜，炸酱面，还有肉包子，大饼，韭菜饺子之类的。
我的老师兼校长是个波兰裔的金发美女，名字叫瓦妮莎，虽然半老徐娘了，却依然风韵十足。
瓦妮莎天性幽默，有一点点口音，爱开玩笑，每天穿不同的裙子，戴不同的项链，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她不总是站着，有时会坐在桌子上——有点随意。
课堂上讲的多的是加拿大的地理知识，历史，还有政治，风俗，读一读当天的报纸，有时也会放上一段从CBC或是CTV上录下来的新闻。
我有一次带了一个FM的收音机到课堂上，是我花了两块加币从DOLLAR店买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MADE IN CHINA的。
瓦妮莎对那个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很感兴趣(国内地摊上多了去了)，尤其是价钱，先是吃惊，然后就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倾销，说是中国这样做会破坏加拿大的经济。
立马就有同胞们站出来表示反对。
我觉得瓦妮莎这次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也根本不觉得花两块钱买那个破玩意是捡了便宜，我知道过不了几天一个耳机就会坏掉，然后另一个也会坏掉，收音机外面的涂层也会很快脱掉。
在国内，我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那是外地民工和孩子们的玩具。
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那个收音机的材料费是可以忽略的，决定它的成本的是工人的工资，加拿大工人的最低工资是8.5块一小时，换成人民币就是差不多50块。
有谁在国内见过乡下来的民工一天能赚50块的吗?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领导常跟我说，干部要懂得奉献，这话放在民工身上，就是说活要干，到了年底，工资是可以不给你的。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闲着也闲着。
这就好比是大家都做小姐，区别还是有的，
你们一天接两个客人，我们可以接五个;
你们上了班回家睡你们的席梦思，我们可以住在单位里;
你们赚了钱下馆子，我们可以每天方便面;
这样我们的单位成本就会比你们低，价钱也会低。
我们从来不罢老板的工，两败俱伤的事我们不做，老板多拿点我们能理解，他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
我们老板以前也参加国际会议，现在不一样了，自从兜里有了钱，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彩。
还有就是，你们怕客人不干净，让他们下边戴面具，我们不是不怕污染，可我们不想吓跑客人;
我们老板就说了，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得了病可以回头治，机会稍纵即逝，首要的任务是先把钱赚到手，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你们的掘墓人。”
当然这个秘密我是不能告诉瓦妮莎的，这些个老外脑子都很简单，没什么心眼儿，说了白说，况且这个和LINC班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老师后来带我们参观过多伦多的DOWN TOWN——温习了小时候的牵着手过马路;
我们也去过那个靠近DOWN TOWN的养有家畜的，外带一个小池塘的什么庄园。
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古迹了，却只能叫我哂笑三声，我唯一觉得有点看头的是那些马——真他娘的够大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马，我这个一米七十几的汉子站在那儿也只是和它们的脊背一样高。
我们也乘过渡船，参观过多伦多的中央岛，在喷泉下照过合影，我老婆她们班的老师提前溜号把她们丢在岛上，回来后被瓦妮莎很严肃的批评了一顿。
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全体师生自带食物，在多伦多一个很古老的PARK里举行了一个大联欢，在我家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天拍的照片，那个PARK的名字却是记不起来了。
多伦多有名字的PARK也太多了。
七、找工作
对加拿大政府有怨言吗?那当然。
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月后找工作那天起。
有多少?大家有多少我就有多少。
在中国，我好歹是在大城市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加拿大不是缺人才吗?我就是啊?
政府你总该派个正规的人跟我谈谈吧，最不该把我打发到那个位于香港人叫雪拔大道的找工中介那里——还是朋友介绍的信息。
这些中介，他们哪里懂得我的专业啊?他们有的只是最低级的LABOR工，成了还要给他们200块，他们不是从雇主那里已经拿了一份钱了吗?
伊坐在高高的柜台后边，柜台前挤满了国内来的精英们，我也夹在中间，递上简历，跟伊讲我国内的经历，伊显的很不耐烦，留下简历草草的把我打发走了。
不过终归是中介，他们人脉还不错，不久就接到一个家具厂的面试通知，面试的老外也真够客气的，让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有钱赚了，可惜往椅子上拧螺丝时不是拧的太紧就是拧的太歪了，那个电动的螺丝刀我发誓平生第一次见到。
没办法，要付房租，老婆孩子要吃饭，只好骑上自行车亲自上门毛遂自荐，绕着一个像是工厂的BUILDING转了一圈，找到了进口，一个伙计出来问我，WHAT CAN I DO FOR YOU?
愣了一下，很是紧张，不是我设计好的场景，原本以为他会说，WHAT DO YOU WANT的。
我说，I WANT TO SEE YOUR MANAGER.
把我领到一个小屋里，见到一个不是白人的人，现在想想可能是我们南边的邻居——印度人吧。
握手，递简历，告诉他，I AM COMING TO FIND A JOB.
他说，WHAT CAN YOU DO FOR US?
又是一愣，我说，I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他说，WHAT IS YOUR BACKGROUND?
见我又是一愣，他马上解释，WHAT DID YOU DO BEFORE?
哦，原来问这个啊，难不倒我，开始背写好的简历。
末了，他说，DON’T THINK WE CAN OFFER YOU A JOB HERE.
但是，他还是拿给我一个名片，在背后写了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我那个是他老婆，在一家公司做HR，也许能帮上忙。
THANK YOU VERY MUCH以后，骑车直奔过去。
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BUILDING，这回有门卫了，是个会讲中文的大爷。
寒暄几句，说明来意，大爷告诉我那是个电子厂，工作轻松，有10块一小时，是国人理想的工作场所。
名片上的LADY的确在那里上班，不过晚了，她已经下班了，让我明天来之前先打电话预约。
我已经觉得又有好运来了，你知道，在国内，HR的人通常是很牛的，有生杀大权。
第二天，打电话，没人接，不知道怎么留言，就直接挂掉了。
下午，接到卫华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个国人眼中大名鼎鼎的香港人开的工厂SCARBOROUGH的卫华，专做CD包装盒的。
我的ROOMATE在那里上班，顺便把我的简历给了他们人事的，这就让我去面试了。
这个面试是我有生以来最简单的，面试我的是个香港同胞，他讲的中文我都听得懂。
直接了当，填个表，然后问我啥时候能上班，当然是明天了。
喜欢白班，中班还是夜班?
夜班不能上，我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就会脸发青。
中班多了五毛钱，八块五，没有犹豫选了中班。
加拿大打工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八、说说房东
房东是一对福建来的夫妇，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一个儿子在附近中学的天才班读书。
他们来的早，和我们来的路子也不一样，他们在SCARBOROUGH的一个MALL里开了一个小店，经营从中国来的服装，鞋袜，日常用品之类的。
女主人看店，很忙，每天早早就出门了，到晚上才回家，很少看到。
不过她对烟味儿出奇的敏感。
来的时候，朋友送我两条中华烟，尽管老婆不让抽，我还是会偷偷地躲到外边抽上两根，有时家里没人，懒得出去，就在地下室的厨房里。
我知道抽烟会有味儿，便每次把脱排油烟机开的大大的。
不过还是被女主人察觉了，是下来洗衣服的时候，其实我抽烟是在前一天的晚上。
她跟我老婆说，
“小妹啊，别让你老公抽烟了，加拿大烟很贵的。”
她说的没错，这个我早有耳闻。
国内带的烟我是省着抽的，一包烟我抽了整整两个礼拜。
在国内，烟的价格分三六九等，牌子也多，有适合政府官员抽的中华，95至尊;也有我们老百姓抽的红梅，五朵金花，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还有中南海人喜欢抽的特制大熊猫。
加拿大很少适合我们老百姓抽的烟，价钱是清一色的软包装大中华，害的我的朋友刘早早的就戒了烟，他在中国抽烟很凶的，办公室的桌上总是被造访的客人随随便便的放满了大中华——他是科长嘛，那种有钱买东西的科长。
网上看到有些人抱怨自己的房东不好，冬天不舍得开暖气，洗衣服有限制，烤箱不让用，洗澡时间长了浪费水等等。
我的房东不是这样的，我可以随便洗澡，他们不会下楼来看的。
不过你要是觉得他们很有钱的话，那你就错了，他们做的很多事情让我大跌眼镜。
他们家的房子值三十几万，他们只有一辆车，还是买的二手;
孩子尽管是天才，他们俩好像并不太上心，那孩子还是该玩儿就玩儿，家里也老有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那些孩子牛仔裤只盖住半个屁股，裤裆掉到膝盖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天才怎么能结交这样的朋友呢?。
还有，男主人出门把他那个NISSAN MAXIMA的右后车门撞了，瘪进去一块，漆都蹭掉了，他也不去修，就那么开着;
后来看到他买了一桶油漆，自己刷。
颜色不太一样就算了，瘪进去那块不靠钣金的师傅能给弄平吗?
买得起房子舍不得买车，开得起车舍不得花钱修，这就是我的房东。
房东带我们去过多伦多的唐人街，让我们看到多伦多也有拥挤不堪的地方，也有人把水果，衣服摆到店门口的大街上卖，也有老掉牙的有轨电车，还有大使馆门口抗议中国政府的条幅和条幅下练功的李大师的弟子。
讲了房东，也顺便讲讲邻居吧——反正这篇文章还不算太长。
住在我们一条街上的有白人，没有黑人，还有两家也是福建人，来了很久了，是兄妹。
大家都很和气，见面了大都会跟你HI一下。
福建邻居中的的妹妹后来还BABY SIT过我女儿，带孩子去过SCARBOROUGH的皇室堡，我们也一起带孩子们万圣节去北边的富人区讨过糖。
福建邻居中的哥哥有一天下午过来敲门，说是看到警察在我停在马路边的车子左后轮胎上用粉笔画了记号，让我赶快擦掉，两小时后警察会回来，如果看到那个记号还在会给我罚单，我们那个小区马路边停车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还真没错，我仔细看了停在马路边别人家门口的车，每个车都有粉笔记号。
那个哥哥不知道做什么事，家境好像还不错，他们家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宝马，一辆沃尔沃。
不过论起种花，他们就比不过那些白人老外了，他们家门口的草坪也没有老外的绿。
我们一家三口都很羡慕我们的邻居，我们幻想自己将来也拥有一套他们那样的房子。
九、考驾照
我在国内开车，是属于技术比较差的那一类——马路杀手。
考过两次路考，照师傅的吩咐给考官行过两次贿，每次一包软包装的中华烟。
第一次废掉了，考官说我的错误太明显，
“单轨桥上掉下来，第一关啊，哥们儿，没人敢救你，算你运气不好。”
拿到驾照，找我家楼下开黑车的师傅陪我进了两次城——真正的路考，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变线时应该先检查倒车镜，看后边有没有车。
出过两次事故，很惊险，所幸人都没大事情。
朋友刘说，加拿大车子很重要，就像是人的腿，没有车子冬天买菜都成问题。
我当然不敢怠慢，加拿大号称是轮子上的国家嘛。
抓紧时间，说干就干，笔试，安全驾驶培训，找教练，约时间。
教练名叫STEVEN，姓刘。
我跟他开玩笑，
“刘师傅，STEVEN 这个名字都给你们用烂了，我就知道好几个中国STEVEN。”
他也笑了，
“中国人词汇量太小了。”
STEVEN是个很好的教练，人也挺不错，尽管他练法轮功，也开车到纽约去见李大师，尊称他为师傅，可他跟报纸上说的那些很CRAZY的功友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一节课就是示范盲点，然后教一下怎么样检查盲点，然后是重复开车的规矩，STOP SIGN要停定等等，在小区里兜了两圈，跟我说可以上路了。
我一下子觉得，加拿大的教练真是伟大，敢冒生命危险，我国内的教练，直到考过了驾照都没敢让我真正上路。
STEVEN的车是丰田的“烤肉了”，自动挡的，比国内的普桑手动挡要容易开的多，不过问题还是有不少，不是车子是我的问题。
第一个常犯的错误是检查盲点。
师傅老说我身子转的不够大，再有就是转身的时候，要不就是方向盘同时跟着一起转，要不就是速度失去控制。
第二个错误是，乱踩刹车。
我在接近十字路口，看到小道上有车子要出来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减速或踩刹车。我真的害怕碰上个二愣子司机，他要真的看也不看的就出来了，我不刹车那不大家都玩球子了吗。
慢慢的，我习惯了，加拿大开车比的不是技术，是遵守规矩。
我的路考一次通过，我后来把STEVEN介绍给了我一个要学车的朋友。
冬天到来之前的11月份，我们买了一辆标价八千多的二手MINI VAN，不过最后稀里糊涂的给了车行10,500加币，大大超出了预算。
我的MINI VAN后来CAR POOL过和我一起打工，上学的同事，帮很多人搬过家，去机场接过人，去海关提过货，带着朋友一起去北边看过枫叶和三文鱼回流，载着我们全家横穿加拿大来到西部，在美丽的班芙国家公园留下过我们的足迹。
车子加快了我们追赶加拿大的步伐。
十、在卫华上班
听朋友讲，住在SCARBOROUGH，你就是不会说一句英语，照样可以生活的有滋有味。
这个话千真万确。
华人在SCARBOROUGH的势力太大了，你可以租华人的房子，上华人教会，到华人的厂子里打工，在华人的超市里买东西。
考车牌笔试可以选中文，上驾校有华人教练，尽管路考我没见过讲国语的考官，不过考官下达的指令你能听懂，会点头就可以了，实在听不懂他也会打手势。
卫华是上班必须会说中文的厂子里比较有名的一个——工人平均学历最高，工资不高。
卫华云集了国内来的精英分子，其中不乏国企的工程师，大学的教授，大医院的医生，外加在国内很想结识他们的我，我的感觉是，大家上了LINC班然后被统一分配到了这里。
工作很简单，CD盒子100个一捆，被机器用塑料带子裹好的，把他们从传动带上搬到箱子里打包就是我的工作，经过简单的示范，就可以上手了。
流水线上的活我以前没干过，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手忙脚乱，没多久就习惯了，还能在工作间隙和隔壁机器的人聊上几句天。
卫华上班最大的好处是交流起来比较顺畅，大家私下里开那个香港SUPERVISOR的玩笑，和国内的办公室一样我的周围时常洋溢着欢快的笑声。
卫华的职工分两类，有像我这样在编的正式工，还有随叫随到，有活就来，没活就走的临时工。
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大多是来自国内的女同胞——郎们起码我没见过。
如果你觉得你孩子的妈从小娇生惯养，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你不妨带她来加拿大镀镀金。
常听同事们回忆他们国内的生活，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曾经有一个令大多数人羡慕的工作，曾经都有吃喝公款的GOOD OLD DAYS。
现实却是不容乐观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残酷的，没有同情心的，老板追求的只是利润，他们根本不尊重你曾经辉煌的过去，也不体谅你在国内曾经也很自尊，很体面，很嚣张，他们不知道你在国内曾经过着小资生活。
他们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付你最低的工资，从你这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的。
很多人在这里都干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每年两毛五分钱的往上涨。
我那时的食量很惊人，晚饭通常是一大碗面条，拌酱，吃的精光，同事里比较奢侈的会带两包方便面，吃比萨的人也有——一个开奔驰的小伙，他爸妈小有积蓄，他又不用养家。
我老婆接着上她的LINC班，女儿上KINDERGARTEN，上午去半天，就在我们家后边走路不超过5分钟。
早上送孩子去上学，走过邻居家的门口，草坪特别绿，大都剪的很整齐，各种各样的花很美。
送完孩子，我照例带上随身听，溜达到附近高中的大操场，坐在树下练我的听力，操场上跑步的人常能见到，不分时间，从早上到下午，我们国内说的晨练放在这儿又不大合适了;也有踢足球的，那个操场巨大，有四个标准的足球场。
多伦多的秋天是一年里最美的季节，我老婆出门总是不忘带上她的照相机——香港取签证时买的数码相机。
我到北京的香山看过红叶，和多伦多的枫叶比起来，香山的红叶是不能叫红叶的，论起美来，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是我们乡下姑娘的脸，风吹日晒的苹果红比不上城里姑娘粉嫩的白里透红。
我见过四季常青，从来没有想到秋天的树叶会如此美丽，红的，黄的，绿的，配上宽阔干净的马路，湛蓝的天，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云，让人感觉美其实就是应该这样的;等到大片的树叶飘落地上的时候，马路边厚厚的树叶被风一吹，我会不自禁的想起那首歌《片片枫叶情》，偶尔也能看到淘气的黑色的长尾巴小松鼠在树上，树叶里无忧无虑的窜来窜去，感叹大自然如此的和谐。
每天下班回到家都要半夜了，老婆孩子睡着了，我喜欢在红色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洗去一天的疲劳，不需要用脑的简单体力劳动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八小时以外，轻松自在，你不用担心明天干什么，你很坦然，你确定你是劳有所得，晚上睡觉熟的像个孩子。
如果不是工钱太少，没有医保，没有带薪假，我真的宁愿长久做下去，让那些所谓的高贵的白领见鬼去吧，我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静下心来的时候，想想一家人的未来，我还是时时感觉到一丝惶恐。
我在国内工作过两家外企，总部都在美国，我给他们的人事部发了我的简历，还有一家和我专业相似的本地公司，每次收到他们礼节性的回复，我总会兴奋的幻想一阵子，仿佛是看到了其实并不存在的曙光。
卫华的工资可以维持一家三口简单的生活，不至于坐吃山空，可也决非长久之计，我的英语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半点长进，另谋出路是必然的选择。
通过别人的介绍，我在西人的中介公司登记了名字，三个月后，我辞了卫华的工作。
辞工也是出奇的简单，下班前，跟SUPERVISOR说我明天不上班了，没有挽留，也没有刁难，我的工钱一分没少都给了我，还有那个ROE，以后失业了可以凭此去领失业救济金的。
十一、畅游大瀑布
呆在多伦多，如果说没去过大瀑布，你肯定不会相信。
离多伦多不远，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交界处有个瀑布叫尼亚加拉瀑布，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我觉得要是真的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的三峡大坝还是和他有一拼的。
第一次认识这个瀑布时我还在上大学，看过电影《超人》的朋友想必对超人在尼亚加拉瀑布营救小孩的镜头不会陌生，尼亚加拉瀑布就是从那时起印在了我的脑海。
第一次见到我仰慕已久的瀑布时我来多伦多已经有半年了。
不太好意思的是第一次畅游瀑布是和参观赌场扯在一起的，我那时还在卫华上班。
风景秀丽的地方没有赌场就像是结婚没有伴娘，大瀑布也不例外，我们中国人喜欢旅游时拍照留念，洋人喜欢看完了到赌场玩上一把。
只是近些年来风向有些转了，洋人一向出手哆里哆嗦，出入赌场一掷千金的往往是爆发了的同胞。
SCARBOROUGH常有班车去赌场，就是那些黄色的校巴，票价是二十块一个人。
为了吸引顾客，尼亚加拉的赌场会发给每个赌徒一个筹码，不赌的话可以拿去兑换现金，二十块钱，刚好是车费。
免费旅游的心情还是很好的，尽管那天的天气不是很好，下点小雨，羽绒服也都穿上了。
一路无话，单表这一日到了大瀑布。
车上有几个小朋友，按加拿大的规矩他们是不能进赌场的，我们起码得牺牲掉一个大人的筹码——孩子要有人看着。
我去香港取签证的时候到过葡京大酒店，尽管没赌，赌场对我并不陌生，还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吧。
我便自告奋勇看孩子——反正我女儿也不能去。
我和孩子们被留在附近一个宾馆的大厅里，同去的大概还有四五个孩子吧;约好孩子的父母不赌钱，只参观，筹码兑了钱就回来接孩子。
一个小时以后，大家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我老婆也来了，因为是第一次进赌场，她很兴奋，说是里边太豪华了，很值得一看——这个我能理解，我去葡京大酒店时也是这个感觉。
孩子们都走了，剩下一个十岁左右大小的小女孩，想想她父母也许有什么事情绊住脚了就没有在意。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孩子的父母还没露面，我们这时有点沉不住气了。
问问孩子，她也说不清，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系。
左等右等不见人影，我们开始觉得再等下去恐怕看大瀑布要泡汤了，便试着跟小女孩商量，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反正她父母是大人，应该不会走丢。
孩子很爽快的答应了，于是畅游瀑布有了一个给我们照全家福的小摄影师，还有热心的老外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给我们四人来了一张全家福。
等了差不多二十年，尼亚加拉瀑布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峡谷对面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像一个赤裸的新娘毫无遮拦地站在我的面前。
只要跨过远处那座彩虹桥，我就能投入新娘的怀抱，这个念头让我突然间不知所措;
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我不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
千年不变的是澎湃翻腾，奔流直下的河水和飞扬的水雾中那道清新美丽的彩虹，还有对面那频频向你招手，依然年轻貌美的梦中情人，不一样的是内心的感受。
我想起了国内那些和我一样曾经和正在做着出国梦的孜孜学子，想起了那年春节北京新东方学校门口树上挂着的尸体，那个为出国耗尽了最后一丝气息的年轻的生命。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珍惜生命吧，这个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往回走的路上，我们的小摄影师看到了她的父母，向我们说声再见便奔了过去。
站在那里远远的看着他们一家子，平静的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没有走近，没有握手，没有感谢，没有责怪，甚至连彼此的长相都没有看清。
第二年夏天，樱桃成熟的季节，我们又去了一次大瀑布，她的美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十二、在西人家具厂
在卫华上了三个月的班，我来到了位于DUFFERIN的一家西人办公家具厂。
我在家具厂上班，其实是中介公司的雇员，因为工资是从他们那里领的，10块5毛钱，比在卫华多了两块。
事实证明，这两块钱是物有所值。
卫华是华人的摇篮，新公司是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的摇篮，兄弟姐妹或是夫妻，父子同在这里上班的比比皆是。
有三个SUPERVISOR，一个白人，一个会说国语的香港人，一个会说粤语的华裔越南人。
我的岗位是喷漆，这个岗位上班的人有个好听的名字叫PAINTER，就是往金属家具上喷涂料–粉末的涂料，它的上一道程序是焊接组装，再上一道是金属刨光，打磨。
焊好的金属门框就像明炉烤鸭里的鸭子一样挂在钩子上，从传送带上送到我的岗位，我就站在一个类似于列车车厢的BOOTH外边，手拿一把长长的喷枪，当那些金属门框路过BOOTH时，我就扣动喷枪的扳机，将喷枪里面粉一样的粉末涂料通过窗户均匀地喷到金属的表面。
为避免接触粉尘，我们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连体服，手套，口罩，还要戴上他们叫GOGGLES的类似潜水员戴的潜水镜。
每根金属的每一个面，每个角落都要喷上涂料;
金属的框架在移动中，每个之间相距大概两秒，眼疾手快的人，可以每隔20秒左右有两秒的时间放松一下你的肌肉。
和我同在那个岗位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华裔的越南人–班长，一个是斯里兰卡人，还有一个是和我同一天进厂的小老黑，20来岁的年纪。
和他们比我的劣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和国内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样是戴眼镜的，外边再套上那个潜水镜，天一热，浑身出汗不说，汗水还会顺着脸颊往下流，不长时间眼镜就模糊一片了;
好不容易熬到BREAK(工间休息，每两个小时15分钟)，干脆把眼镜摘掉，只戴那个潜水镜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全凭感觉了。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怎样放松肌肉，也没有那个概念，我站在那里手忙脚乱，一直都是一个姿势。那个喷枪尽管轻的像孩子的塑料玩具，可是不到十分钟我的胳膊就酸的抬不起来了。
我的斯里兰卡同事过来告诉我其中的小窍门，不过已经晚了，我们出产了不少不合格产品，需要返工。
不用说，这些都是我的。
被班长叫过去，伊很不高兴，伊说了很多，我似乎只能明白一点点，看着有点茫然的我，伊的眼睛里现出一丝鄙夷的神情。
我被顺理成章下放去专管打扫卫生，汇报给他的BOSS，那个会讲国语的香港老头，刚巧有一个岗位缺人手，我就被调了过去。
新故事开始之前，先顺便提一件国际纠纷。
和我同一天报到上班的还有不少华人同胞–和我一样很小资的知识分子，均被分配到各个岗位，去点缀那些岗位上黑黢黢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工友，就像是一只只洁白的羔羊被扔进了狼窝里。
不过我们是不怕的，尽管是羊，好在狼们的老板是我们自己人–说国语的香港SUPERVISOR。
私下聊天时，一个同胞就说，
“我们心要齐，不要怕他们，算个鸟啊，SUPERVISOR会给我们撑腰的。”
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
狼们有狼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觉得羊的语言很滑稽，羊的眼神很琢磨不透，羊的举止也是不一样的优雅，总之是和他们不一样的。
他们喜欢调笑生活在他们当中的羊–尽管不能吃，但羊的拙于言辞，愤怒时涨红的脸还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快感，于是便时常的有笑声传出。
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一个同胞出离了愤怒，用拳头回击了狼的挑衅。
讲国语的香港SUPERVISOR平息了纠纷以后，把我们召集到了一起，语重心长的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在加拿大是可以骂人的，但是一旦动上手，性质就马上变了;如果被打的声称受伤了，又有周围的人作证–这个自然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被动，非常棘手。
他的话我懂，类似于我们国内常说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有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从羊到狼的转变是我们必修的一课。
二十九、一锅馒头七年功
我在老家河南长到17岁高中毕业，一日三餐的主食是馒头、面条。
一个厨师朋友告诉我，人的口味在10岁以前就定型了，就是说，在10岁以前吃什么，这个就是你以后最为钟情的食物。
这个话放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离开家乡20多年，我的饮食习惯虽然改了不少，我喜欢宁波的海货，也喜欢加拿大的牛排，然而要是让我一个礼拜不吃馒头，就会像是犯烟瘾一样不舒服。
还记得刚去宁波上班的时候，住单身，吃食堂，每天都是米饭，吃的我那个闹心啊，不弄点啤酒就着，那个饭就是下不去。
厂里那时候福利好，农副办养鸡养鸭，隔三差五的会有鸡鸭发–都是活的。
我父母远在1000公里以外，让这些鸡鸭飞回去是不可能了，于是拿到附近的小饭店去，老板娘留下内脏，免费加工，于是乎，鸡肉面可以吃上几天。
后来就认识了我老婆–一个正宗的宁波姑娘。
上她家里吃饭，每顿吃的挺多，可总是感觉没饱似的;老婆嫌我挑剔–她们家的饭又没有毒。
我老婆从来没有出过门，她哪里知道一个游子的苦衷啊。
好在后来，河南、安徽的民工来了，带来了我喜爱的馒头。
再后来，移民来到多伦多，又辗转到西部小镇，馒头和我于是渐行渐远–老婆是指不上了，我于是决定自己来做。
做馒头我其实早在多伦多的时候就开始了。
超市里卖的有酵母，加拿大的面粉是上等的好，回到家来，照着说明书和面，发面，揉成一个个小圆球，放到笼上，一切顺利。
十五分钟后，透过有机玻璃的盖子，可以看到那些面团开始长大，白白胖胖的煞是可爱。
满心欢喜地揭开盖子，一下子傻眼了，两分钟前还很可爱的小家伙开始慢慢的瘪下去，瘪下去，最后成了一个个死面团，捏着硬的像个石头。
心也跟着沉了下去–第一锅馒头扔掉了。
马上咨询，知情者说不能马上揭锅盖，要先把温度降一下再开盖子，试过了，不成;
又有人说，酵母不对头，不能用速发的，那是面包用的，试过了慢发的，也不成;
又有人说，发好的面不能使劲揉，揉瘪了他就起不来了，试着不揉，还是不成;
我做馒头时而成功，时而失败，有时候是一锅馒头有好有坏，有时候是单个的馒头一半是白胖的，一半是硬瘪的。
再后来，权威者出来发话说，加拿大的面太好了，不能做馒头的，要掺一些粗粮才行;
这个话我就半信半疑了，超市里的馒头不是挺好的吗?
过去的几年里，我就像是居里夫人那样不停的在试，用过这里的INSTANT RISE酵母，用过国内带来的安琪酵母，也试过用前一次剩下的面头，结果都一样。
每次开锅盖就像是等待一个婴儿的出生，欢喜，焦虑，忐忑不安;揭开锅盖却总是失望和沮丧。
终于在七年后的某一天，一锅像样的馒头出世了。
先是谨慎的乐观，直到第三锅出世，我才放心地宣布，
“我成功了，江湖上那些传闻都是假的，至少对我是这样。”
知道了窍门，做馒头其实很简单，无须挥刀自宫，我的辟邪剑谱是这样写的：
做馒头的步骤有三：
1) 发面：ALL PURPOSE的面和少许酵母(种类不限，炒菜放盐的量就够了)混匀，加温水(洗澡水的温度就可以)，用筷子搅拌成浆状;加干面，揉成团;发面两小时至两倍大小。
2) 揉面：取出发好的面团，加干面揉搓，室温放置15分钟。
3) 团成馒头的形状，上笼蒸，15-20分钟。
发面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尽管不像孵小鸡那样苛刻，但是温度太低是发不好的，高了就烤熟了，我是用家里的烤炉发的面，电烤炉开1分半钟关掉，余温足够把面发好;
揉面的关键是要有力气，一边加干面一边揉，可放一点BAKING SODA(一定要少，比酵母还少，不然会出来一锅黄馒头，苦的)，一直揉到你没有力气为止，你会发现你需要很多干面粉才能保证不粘手。
余下的就剩吃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开锅盖，就看你是不是性急了。
三十、现实版的灰姑娘
人类其实不是很理性的动物，借助于原油的涨价，我重新做回了我原来的工作。
2004年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汽油的价格是七毛多钱，我见过最低的好像是六毛九。
八毛多的时候，人们开始储油了，常见到我们家附近的加油站排起长队，有人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放上几个油桶，把它们灌得满满的。
汽油的价格不断的往上涨，2005年的夏天涨到了一块两毛。
原油价格的上涨，使阿尔伯塔的就业环境得以大大的改善，当原油价格涨到130元一桶的时候，有经济学家开始预测油价会很快突破200元的大关，储量极丰富的阿尔伯塔油砂成了香饽饽。
我的朋友2005年的九月份接到卡尔加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一家人从多伦多搬到了卡尔加里，他们在那一年拿到了省政府发给的每人400块奖金，就因为他们是阿尔伯塔省的居民–才没几天啊，阿尔伯塔的省税也在那一年取消了–政府富得冒油，他们有花不完的钱。
石油公司上不完的项目，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当多伦多的人还在为找到一份WAL MART的工作沾沾自喜的时候，阿尔伯塔的石油大亨们已经开始忙着抢人了，他们在互相挖他们同行的墙角;人们也开始频繁的跳槽。
劳动力市场很快转向劳方市场，老板在公司里变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
“HOW THE
COMPANY TREAT YOU? “成了人们见面问候的口头语，老板们开始抱怨，从来没有这么小心过，稍有不满意手下的员工就会炒了你–这些都是后来同事跟我说的。
我在2004年的时候就给公司在美国的总部发过简历，后来断断续续的接到过他们打来的电话，口气中听出他们对我的英语有些不大有把握。
2005年夏天的时候人事部门开始安排业务部门的经理给我电话面试;
10月份的时候，接到经理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空位，还没有POST到网上，问我感不感兴趣–还用问吗，我当然是VERY MUCH的感兴趣了。
和老板的下属，我未来的约旦裔同事，我们三个人来了个电话会议，然后他跟我说，
“回家跟你老婆商量一下，要是同意的话，我就让人事的把OFFER给你发过去。”
我赶紧说，
“不用商量了，你现在就发吧，我马上签。”
没问假期，没问福利，没有讨价还价，我甚至都不知道工作的具体地点在哪里。
谁在乎这些啊，别人能呆的地方我也能呆。
不再去MISSISSAUGA去做那个VOLUNTEER了，我高兴的有些忘乎所以–不只是我，是我们全家。
庆祝，为什么不呢?
我早上开车送老婆去上学，顺便在她学校附近的商店逛逛，以后不用老在ZELLERS，WAL MART逛街了，可以给老婆孩子买件像样的衣服了–我很快就会是揣着钞票上北京买房的山西煤老板了。
请朋友刘一家吃饭。
挑了一家正宗的华人餐馆，来加拿大后请人吃饭这是头一次。刘说，好几年了，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有人说，
“移民加拿大，如果你没有上过LINC班，没有打过工，没有领过EI，你的生活是不完整的。”
这么说来我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我的移民生涯马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
如果你认为我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的话，那就又错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人能够躲得过。（作者：三米）
十三、在西人家具厂(续)
两个星期以后，我到了另一个岗位。
新岗位的官方名字是RECEIVING，我被临时借来顶替一个刚刚辞职的叉车工;
我们的任务是接收原材料，然后把他们送到各个工段，还有就是接收来自快递公司比如FEDEX，UPS等的邮件。
我上班的厂子是家具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装配，包装，出厂，原材料包括锻压成型的金属件，螺钉，等等，还有从美国运来的整卷的布匹，也有大块的玻璃。
我们部门还有另外四个人，华裔越南人SUPERVISOR 叫Tim，班长(他们叫LEADER HAND)斯里兰卡人SIVA，一个印度阿叉MUTO，还有一个漂亮健壮的白人姑娘BETA。
我是五个人中唯一不会开叉车的，他们原本想找一个叉车司机，没有碰到合适的而已。
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SIVA在一起干活，厂里的原料是经卡车送来的，大部分是53尺长的TRAILER。
SIVA的叉车是大轮子的，可以直接开到卡车上，他负责卸货，我负责清点，看来的货物是不是和BILL OF LADING上的符合，清点完后由MUTO和BETA负责送到各工段，他们俩的叉车只能在厂里平路上开，不能上卡车。
工作看似很轻松，问题是来的金属锻压件是装在BIN里的，装车的顺序和BILL OF LADING上的顺序并不吻合，大部分的锻压件形状要不很相似，要不就是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尺寸。
我的四个同事，他们能一眼看出BIN里装的是什么，是500件还是1000件，我就没有那么厉害，我得走近了，检查BIN里到底装的什么，然后在BILL OF LADING上把这一项勾掉，算是收到了。
正常的时候是可以对付的，如果两辆车同时到，就会比较忙，SIVA卸车，卸下来的东西来不及进仓库就直接被MUTO和BETA铲走送去工段了。
等一车卸完发现少了东西再去核对难度就会有点大，我在空下来的时候便抓紧时间去辨识那些零件的名称和规格，争取能像SIVA他们那样一眼认出。
叉车不会开，活还是要干的，清点货物只是工作的一部分，SIVA有时会派我把上千公斤重的BIN送到工段上去，就用那个手拉的HAND LIFT。
被一个叫AJ的印度同事看到，他拉着我一起来找SIVA，告诉SIVA我不能干那个，太重了，伤了背等老了就麻烦了。
SIVA说，他是想保护我，要是TIM看到我闲着没事，会把我送回去PAINTING岗位的。
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得到了一个厂里内部的培训机会，拿到了电动的HAND LIFT证书，用那个就省力得多。
和SIVA一起干了两个礼拜的活，我还是被重新送回到了PAINTING岗位，他们招了个叉车工;
再过两天，我又回到了REVEIVING，那个新来的叉车工被查出根本连叉车证也没有–骗子。
类似的事情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又发生了两次，一个是二十来岁牛仔裤穿的露出半个屁股的白人小伙，还有一个十几年叉车经验的老家伙，他们都没干够一个礼拜。
听了SIVA的话，我花200块钱拿了个叉车证，这是留在REVEIVING岗位的前提。
不过问题还是有的，一个叉车证是不够用的，他们还要经验，TIM看我开了一次，很不满意，说我很NERVOUS，叉车工的梦离我依然很遥远，但他们没再把我送回去。
TIM不在的时候，SIVA会偷偷的把叉车的钥匙给我，说你得练，不练永远也不会有经验。
不长时间，来了一个矮墩墩，肥嘟嘟的牙买加裔的老黑叉车工，一个据他自己说是闯荡了好几个国家的老江湖，他喜欢翻我的白眼，一来便给了我两个下马威。
那天TIM找到我，有人向他反映说不能跟我一起干活，说是我咳嗽时没用手遮住嘴巴，他对细菌过敏。
还有一回，大概是早上7点25到7点30之间吧–没看表，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有一个送货的卡车早早的来了，等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了吧，我问那个黑哥们，能不能帮忙把车上的东西卸了，没想到他白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上班后没多久，TIM喊我，说是有人告我，说我还没到上班时间就让别人干活，我又不是他的老板。
TIM告诉我，那个老黑是个老油条，让我不要跟他斗–这他娘的都哪跟哪啊。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这个厂子彻底失去了兴趣。
那天，TIM告诉我，有一匹布送错了，我便去车间里拿过来，放在岗位上准备改天退回去，怪的是不知谁把那个东西又送到了车间。
车间里的人来找TIM，TIM过来问我谁干的，我说不知道;TIM问是不是我，我说是我把它从车间里拿来的，怎么会再送回去。
TIM很生气，冲我大声说，
“I WILL ASK OTHER PEOPLE. YOU BETTER BE CAREFUL IF I FIND IT IS YOU.”
我的心里登时升起一股无名之火，脱口而出，
“WHATEVER.”
躲到洗手间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的往下流–我已经十多年没掉过眼泪了。
狗娘养的，老子不干了。
两个星期以后，我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
在家具厂干了六个月，我不知道对那个地方有没有留恋，可我一直记着SIVA对我说的一句话，
“SANMI, YOU HAVE TO FIGHT. THIS IS HOW YOU LIVE HERE IN CANADA.”
十四、华人同事
只顾讲我自己了，回头来说说我的同事吧。
和我同在家具厂上班的有不少华人同胞，有一些住在SCARBOROUGH，我的车子可以坐七个人，空着也空着，我便每天接送他们上下班。
尽管要绕一点路，不过不多，他们把省下的坐公车的钱付给我做辛苦费，可以补贴每月的汽油费，多花半个小时在路上我也不算太亏。
经常坐我车的有四个人。
A女士来自东北，在国内做审计，曾参与过审计马向东的案件;
B君来自广东，国内曾是副科长，女朋友不想来加拿大，他们分道扬镳了，三十多的人了依然孑然一身;
C君来自河北，工程师;
D君就是那个来加没多久，后来和他岗位上的印度佬干仗的老兄，其实他比我年龄小，三十还不到吧。
还有偶尔坐我车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单身姑娘，她的目标是攒钱担保父母移民，我后来知道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A女士跟她说找个本地老外结婚吧，会是一条捷径。
感觉有点像卖身救母，我淡淡的说了一句”你这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我们来自祖国各条战线，为了同一个梦想，齐聚到了多伦多，为资本家贡献着我们的青春。
我不知道多伦多有没有更适合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高级一点的工作，除了D，另外几个都来加拿大最少三年了，我有点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的未来。
加拿大的老板们似乎不太愿意雇用那些没有本地工作经验的人，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信心给我一个专业方面的工作我能不能胜任–我连正常的交流都成问题，语言还是软肋。
除非劳动力市场转向劳方市场(OIL BOOMING时的阿尔伯特就是这样)，大多数的资本家们不愿意花钱培训新手，他们需要的是马上就能干活的人。
于是乎，很多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便会去培训班拿个证书，比如会计，焊工，电工，画图等等，比较高级的会去学开数控机床。
多伦多的大街上也许没有多少急着要人，兜里又揣着点钞票的老板，但有的是需要工作的人，留给新移民的只能是最简单的LABOR工了。
做小生意的老板，他们通常只雇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实在没办法他们才雇别人;小厂子里，老板和雇员是很容易区分的–你看到那些干活最卖力的十有八九就是老板，用台湾同胞的话讲就是，
“加拿大的老板好好辛苦耶。”
C君上班老显得无精打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他老婆刚生了孩子，由于怀孕时吃的不好，那个孩子先天不足，生的很小，整晚的闹，弄的他也睡不好觉。
一个月八十块钱的生活费，我很难想象他们在多伦多能买到什么东西。
对他一阵炮轰之后，我的心里感觉前所未有的沮丧。
我上班赚的钱，付完房租，车子开销，生活费，便所剩无几了。
但我至今认为，在加拿大，只要不是太懒，基本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新移民的生活尽管艰苦，从饭桌上省钱还是很不明智的;做SURVIVAL JOB千万不要惦着攒钱。
离开家具厂，我和C君后来再没有联系，可我从心里祝愿他们一家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
加拿大可以生很多孩子，我是在两年后才敢跟我老婆提及生老二的事情，我那时已经有了一份正经的工作。
十五、西人同事
讲完了华人同事，再来说说我的西人同事。
听说西人也有素质高的，这个我只在教会里碰到过，我的同事里称得上高雅的并不多。
在国内的时候，听过来人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加拿大新移民的生活，
“迎着朝阳，走向地狱。”
来加拿大久了，我才知道，这句话其实只适合夏天，在长达半年的冬天里，确切的说应该是，
“披星戴月，走向地狱。”
穿梭在我常去的地狱里的大概是这样两类人，
一是不爱读书，两位数的乘法要算半天的，这些人多在我工作的那个家具厂，包括我们南边的邻居–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还有少量东欧的白人。
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严重偏科，英语交流起来都有问题的，主要分布在卫华，少量在家具厂。
和我的西人同事相比，我的学历差不多是最高的，英语也差不多是最差的。
跟我一起考叉车证的有不少是长的比我黑的，上理论课的时候他们的问题也通常最多，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根本不知道老师讲的是啥。
奇怪的是，最后的考试我得了全班第一，我的那些同学们竟然有没有通过的，他们不知道紧急刹车时，车上装的货物是向前倒还是向后倒，车辆转弯时他们就更整不明白了。
上班的时候，我那些格调不高的同事们喜欢谈论他们的性伴侣和性经验–都是男人，这个我能理解。
听说我除了老婆以外没有跟别的女人上过床，大家于是异常兴奋，奔走相告，引来一堆同情的目光，我也并不计较，一一笑纳–我是不是很窝囊啊?
SIVA常跟我讲起他在印度妓院的经历–美女如云，略施小钱，还能请个保镖护身。
听得我很是羡慕，要是还在多伦多说不定真的会跟他一起去印度取一次经了–我觉得我有点能理解唐僧了。
在家具厂，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小辫子TONY，意大利后裔，据他自己说，他和我们的厂长–那个光头是老乡兼把兄弟。
这个我信，直到我离开家具厂，我也没搞明白TONY到底是干什么的–没有岗位，每天东逛西逛好像就是他的工作。
五短身材的TONY常向我吹嘘他的胯下之物长逾八寸，我就对他说，
“MINE IS SMALLER BUT IT ACTUALLY WORKS。”
TONY性格乖张，不时发些对亚洲人民的不敬之词，被SIVA讽刺曰，
“ARROGANT, IGNORANT AND STUPID.”
不过，TONY带给大家笑声的时候也是有的。
俗话说，
“什么样的总理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反过来其实也一样，
“什么样的人民培养什么样的总理。”
前一阵子，网上疯传的意大利总理小贝走出议会大厅，在广场上当众对一女子的臀部做猥亵动作的录像我看后只是哈哈一笑，因为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
TONY就常从背后对厂里的那些东欧来的老娘们做这样的动作，乐此不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些老娘们也并不真的在意，顶多回头在他背上捶上两拳。
2004年圣诞印尼发生海啸的那天我们在上班，我们大家都捐了款。
后来听同胞们说，我们是不应该给印尼捐款的，他们残害了很多华人华侨。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捐错，我那时对印尼所知甚少，所幸的是我捐的钱并不多。
十六、我被炒了鱿鱼
离开家具厂，通过中介公司介绍，我来到了BRAMPTON，供职于一个金属加工厂。这个厂子就小多了，20个人不到吧，生产钢缆，还有很多锻压件，叉车证是他们雇我的一个原因，12块5，比在家具厂多了两块。
这个工作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只上了四天班，我就被炒了鱿鱼。
那天，上班的路上，接到中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今天不用上班了，问她是不是放假了，她回答说你以后也不用来了。
他们不要我了，理由是我开叉车碰了他们的东西。
那还是上班的第二天，第一次用他们的叉车，那个叉车和我开过的不一样，只有一个刹车，在左脚，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碰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生，但被SUPERVISOR看到了。
炒就炒了吧，有点沮丧，不过没太在意。
把搭我车子上班的同一个方向的刚认识两天的朋友送到目的地，告诉他下班不能接他了，我便打道回府了。
我已经攒了足够多的时间可以申请EI(失业金)了，至少不用太担心一家人的生活，再打点现金工，也是该想想别的出路的时候了，我不想一辈子老打工。
拿着ROE去申请EI，一切顺利，被告知两个礼拜后钱会自动打到我的银行账户，算了一下大概一个月有1000多一点。
我老婆一直没有上班，打工太辛苦了，她在操练她的英语，准备暑假后去COLLEGE读个会计，她在国内读的幼儿师范，英语没学过几年。
我早上送女儿上幼儿园，回来后一个人呆在家里，上网发简历;其实我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专业工作，发了很多简历，一封封如石沉大海。
我圈子里的朋友，鲜有专业工作的，有的也和我的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一个学化学的朋友，在MISSISSAUGA的一个化学实验室上班，算是和我的专业沾点边的，其实是最基础的东西，可是那个鬼地方竞争也是异常的激烈，很多人在排队等着做不要钱的VOLUNTEER，为的是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把简历修改后交给了她，我愿意自己送上门去做那个VOLUNTEER。
从头一年的12月份到家具厂上班开始，我一直在忙，早上从冰箱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午餐，天不亮就出发了，晚上回到家差不多要8点钟了。
我老婆一直在HOME SICK，我却连HOME SICK 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静下来了–静的有些可怕。
我很茫然，对前途一触摸展，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常常对着地下室的窗户发一阵呆;
专业工作我已经开始有点怀疑了，回国感觉好像也是不可行的，来加差不多一年了，打的都是地道的LABOR工，说的还是标准的普通话，专业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也许应该去读个书，我开始试着申请学校，尽管我有一个国内都不值钱的研究生文凭，尽管考过托福，可我对读书实在提不起兴趣，我也不知道我和老婆都去读书，女儿怎么办，我们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多少钱可以挥霍。
很多人在打工，也有人一直在找专业工作并最终找到的，还有不少人重回学校深造，回流的也时不时的听到，不知道哪条路是我该走的。
无论如何，闲着终归不是办法，我不是有一辆MINI VAN吗，还是先用用它赚点零花钱吧。
十七、打点零工
朋友刘有一辆货柜车，帮人搬家，送货是他的全职工作;赋闲在家的时候，我常帮他做些事情，他也毫不吝啬的会付我钱。
力气我是有的，我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富家子弟。
加拿大搬家和国内不同的是，很大件的东西，比如冰箱，洗衣机，大衣柜基本是没有的，桌子大都可以拆开来搬运，钢琴需要专业的搬家公司。
所以，搬家不一定非得像国内的农民工兄弟那样有很好的体力，别人找我们搬家也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车。
比较有挑战的一次是卸集装箱，不是替刘，是替一个做小商品批发的天津人。
刘介绍我去的时候说，他以前帮他们卸过车，现在不行了，看见那个东西心里发憷，说我可以试一试。
货物主要是从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来的，集装箱海运过来，放在仓库里，然后批发给多伦多的DOLLAR店或是便利店。
租用的集装箱是按天收费的，不能耽误，货到了你得马上卸掉。
53尺长的集装箱，装的满满的，卸车的是老板，老板娘和我。
我吃过晚饭去时，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干上了。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仓库，面积不大，东西很多，为了节省地方，你得把东西摞起来，或是爬梯子将东西放到隔板上。
你如果不相信愚公是可以移山的，就来试试那个集装箱吧。
轻的东西是有的，连老板娘都抱得动，有一些重的麻袋，我和老板两个人都抬不动，只能是先从车上滚下来，然后用那个HAND LIFT把它拉过去放在墙角。
我和他们两夫妻的年龄相仿，经历也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比我早到了几年;我们边干边聊，据他们说，现在的就业状况已经比前两年好了不少，卸集装箱不大容易找到合适的人，刚来的新移民他们试过，很少有人吃得消。
这个刘跟我讲起过，他们小本生意请不起人高马大，有蛮力的本地人，要价太高。
我还有一个朋友干过类似的活，干到一半吃不消跑掉了。
我们三个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凌晨四点，总算把一车的东西卸完了，比他们预计的提前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喝了差不多十瓶水。
我拿了150块钱的工钱，临走时，他们送给我两个小包包还有几个小东西，让我回去带给女儿。
跟刘讲起来这事，刘大大的夸赞了我一番，说加拿大不会再有能难倒我的事情。
我想，要是我农村老家那些农民兄弟能移民来加拿大的话，肯定是如鱼得水了。
十八、穿梭于机场和士嘉堡
我是当初听了刘的建议才买的那个MINI VAN，现在是它开始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MINI VAN最大的用场就是机场接人，一家三口来加，往往会带六个箱子，MINI VAN是接新人最好的工具车，前几年移民多的时候刘干过这个。
先得打广告，于是在论坛发了个帖子，车子洗刷干净，拍个照片也放了上去：机场接送外带小型搬家。
第一次接客格外小心，为了避免出差错，事先空车跑了一趟机场;
我老婆说那天晚上教会的朋友都在给我祷告–第一次总是很隆重。
我的客户90%以上是华人同胞，不说国语的我印象中只有一个。
同胞的钱是不好赚的，鲜有给小费的，遇到不砍价的我就比较心满意足了。
这中间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是，我的客户有不少是新来的，大家都不容易。
第二是，我的同行大都比我好说话，还能吃苦。
还有一个原因是，同胞从骨子里带来的习惯，买东西喜欢砍出个最低价–人人都怕吃亏。
其实大家都知道，多伦多的华人圈，价钱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多伦多机场正规的出租车是黑一色的林肯，开车的司机听报纸上说大都是来自印度的博士。
我们的价钱自然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我们的司机最牛的是我在51网站上看到的硕士车队。
不知道学历越高的人开车的技术是不是也越好，是不是可以理所当然讨个好价钱，我显然不是，所以我的客户便没有人知道我有一个硕士头衔。
玩笑归玩笑，工作还是应该认真点，客户应该照顾好，他们是上帝嘛。
送机相对简单一些，不会有太多的耽搁，客人等着赶飞机，也不允许出差错。
接机和去海关提货就会说不准。
2005年夏天皮尔逊机场法航班机出事那天，我就在海关帮人提货，同胞从国内带来的家具是上等的实木，重的出奇，不像本地的沙发轻飘飘的，那个席梦思床垫也似钢筋混凝土一般，让我这个南方来的从没用过席梦思的小蛮子大吃一惊，估计不足，苦了我的MINI VAN，顶在车子的上边，我能感觉到她的顶棚有些往下陷。
海关办手续耽误了不少时间，401从机场出来就被封掉了，车子排成了长龙，蚂蚁一般的往前爬，尽管不是乘客，我那天还是体会到了安全飞行的重要性。
天灾是有的，人祸也是有的。
那天一个年轻的女士操着一口不是普通话的国语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去机场接她妈妈还有她久违了的妹妹，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她说你反正要跑一趟，我给你加5块钱。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怕行李耽误了，她说大哥你帮个忙吧，行李肯定不会有事情。
我于是犹犹豫豫的答应了。
我们提前到了半个小时，那天没有堵车。
到了机场，她说，
“时间还早，你到附近的TIM HORTONS喝个咖啡吧。”
我说没关系，心想不就半个小时嘛，我那时也不知道TIM HORTONS是何路神仙，印象中朋友刘带我去过一次，不过是他付的帐–我主要是担心价钱。
这一等就是差不多三个小时，期间被警察赶着在机场上转了三圈–机场不让停车。
谢天谢地，总算来了。
帮她们把东西搬上车，看得出她们母女三人很高兴，一路上说说笑笑，讲她的白人老公，讲她花了一百多块钱做的头发，还在不经意中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她妹妹和她妈妈不在一个航班上–我明白为什么等了那么长时间。
我那天花了将近五个小时挣了40块钱。
放鸽子的事情也会偶尔碰到。
那天，有人从机场打来电话，是个导游，带了国内的旅游考察团要去DOWN TOWN的大酒店，已经下了飞机，一行六人，他们事先约好的车子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司机给了他我的电话，问我能不能救救急。
我说开车过来要半个小时，他满口答应了。
倒霉的是那天路上堵的太厉害了，从我家到上高速就花了快30分钟;从20分钟的时候开始每过5到10分钟就接到他一个电话，确定我的位置。
有点堵，上高速了，接近机场了，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马上就到，他回说你不用来了，我们上了别的车。
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是小意思，我的车里笑声还是有的。
一个人打电话来，让我送他的朋友一家回国过暑假，嘱咐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价钱好说，他来付;他后来开着一辆旅游BUS来送钱–我在太古广场看到过，把一个月后接机的钱也一并付了–原来在加拿大当司机也是可以这样牛的(我后来也考了个A照，这是后话)。
坐我车的还有从国内来探望子女的老人家，他们兴高采烈的来，也满心欢喜的去。
有一对老人家很幽默，一上车，就对我说，儿子媳妇总算是把他们放出了牢笼;多伦多是好，好的像国内的贪官们住监狱，就是没人说话，电视他们也看不懂;从国内来时他们临时抱佛脚学了几句英语都没派上用场，他们知道THANK YOU是谢谢你的意思，但别人说THANK YOU VERY MUCH的时候他们便会一头雾水。
我说，那是夸你们长得年轻，他们笑了，我也笑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二十七、吃在加拿大
在国内的时候就常听人说，中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不仅同胞们这么说，连我们公司的美国佬也这么说–尽管他们不吃猪大肠。
我那时也常听人说，中国的食品已经打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来到加拿大，才知道，鬼佬的话你只能信一半，在他们嘴里，有太多的东西都是EXCELLENT。
中餐尽管好吃，但还没到最好吃的地步，那些出口到国外超市里的食品基本上是给海外的华人吃的，那些很正宗的中餐馆也主要是做华人的生意，以洋人为主的乡下的中餐馆大部分也都西化了，至少我是去过一次不会再去第二次的。
多伦多是加拿大华人最多的城市，士嘉堡的中餐馆比比皆是，华人超市也有很多。
我们家买菜永远都是在华人超市，而且是最正宗的华人超市，像是丰华，丰泰，鸿泰之类的，大统华基本不去–嫌东西太贵。
刚到多伦多的时候，跟着朋友刘买过几次菜，每次都逛最少两个超市。
蔬菜，螃蟹之类的要在华人超市买–新鲜、便宜;
油条、馒头、猪大肠、猪耳朵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西人超市根本就没这个货;
水果要去NOFRILLS，奶制品、冷冻食品和肉类去FOOD BASIC，还是那句话–新鲜、便宜。
多伦多华人超市里吃的东西可谓是一应俱全，天南海北的风味，比国内我生活的城市，宁波的还齐全–他们南方人不吃也不卖北方菜。
印象中只有一个温州人在我们住的楼下卖猪大肠–温州人在他们浙江也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猪耳朵、红烧肘子之类的东西是我出国的前两年才刚刚被那些安徽、河南的打工仔带去。
奶黄包、叉烧包、椰丝面包之类的是香港和广东人的最爱;
油条、手擀面，是我的最爱;
粉条是东北人的最爱–他们喜欢猪肉炖粉条;
还有什么像是饭扫光，饭遭殃之类的调料是我朋友的最爱–这些个生产厂家的人也真会给他们的东西起名字。
最苦的是我老婆，他们宁波的东西我记得的好像只有余姚的榨菜，MAYBE还有上海的汤圆，新鲜的海货是没有的–温哥华的大螃蟹和她们宁波的毛蟹是没法比的，蛏子、海瓜子、活蹦乱跳的基围虾就更别提了。
总的说来，只要你舍得花钱–其实也不算很贵，吃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个前提是，你得回家自己做–饭店里的东西贵不说，吃完了结账时你还得付小费。
小费这东西我有很长时间没有适应过来，我在国内从早饭吃的油条、馄饨、小笼包到中午的米饭炒菜，再到晚上的大排档，我几时付过小费啊–不挑他们的味道已经不错了。
再说了，国内饭店里的服务那才真叫服务，大堂里有漂亮的迎宾小姐，服务员一个个都年轻;一桌人坐好，小姐就站在旁边，客人喝一口酒，她就上来倒一口，你要是不吃完她就站那儿不能走。
珠海的同事也曾经告诉我，他们那里有饭店提供裸体服务，就是上菜的年轻小姐全脱得光光的，一丝不挂，他们管那个叫”物欲横流，肉欲横流”。
多伦多的饭店里，所有的服务加起来不过是把菜端上来，问你好不好吃，然后就是结账。
我第一次带老婆和女儿去附近吃越南米粉时就没有给小费–我把盘子里的找零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分钱也没剩。
所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只发生过这么一次。
后来知道，小费是这里的文化，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和同事出去吃饭，碰上饭店里忙的时候，服务员给你倒杯咖啡就没影了，只有坐那儿耐心地等，在BEST WESTERN，吃个早饭等20分钟也是有的，你还不能催;
我们尽管私下里也抱怨，小费还是照给不误，不给太不礼貌。
很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我还是学不会像我的本地同事那么慷慨–他们的小费通常是15%-20%，我的小费一直没有超过15%，即使是刷公司的卡。
尽管小气不肯给钱，但有一点我却不得不承认，加拿大饭店的服务员的确是笑的很灿烂–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白人姑娘。
等我很有钱的时候再说吧。
二十八、饭桌上的规矩
我在老家的小山村里生活到12岁。
老家人住的是窑洞，巷子很深，吃饭的桌子和凳子不是家家都有，于是乎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蹲在地上吃饭，或是盛上一碗面条坐在大门口的石条凳上。
这样的吃法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蹲在凳子上吃饭是小说中瞎编的，至少不是我们那里的习惯–有凳子不坐是傻瓜。
正经八百的坐下来吃饭是上大学时候的事情了。
因为没有饭桌，吃不进肚子的东西都得吐在地上，比如地瓜皮之类的，肉骨头是不常见的–穷人家原本就无肉可吃。
好在我们那里盛到碗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可以下肚的–即使大学时有了桌子也是这样。
毕业以后到宁波上班，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宁波靠近海边，宁波人吃的东西如果不带刺，那一定是带壳的。
带鱼有刺，鲫鱼、鲳扁鱼、河鳗都是整条上来的，鸡是整个炖的，猪的排骨、蹄髈都是带骨头的;
螃蟹、虾、田螺、蛏子，还有把上海人吃出肝炎的毛蚶，这些全都是带壳的。
七八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吃饭，不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前边的盘子里都放着一堆垃圾。
刚开始就不太能理解，面对着一堆垃圾叫我如何还能够吃得下饭。
到了加拿大，情形又变了。
加拿大饭桌上的规矩是很多的，肉和菜要用刀切成很小的块，然后用叉子放进嘴里，嚼的时候，嘴巴要闭紧;
喝的汤，比如CHICHEN
NOODLE SOUP，里边可以放捏碎的饼干，汤要用调羹盛着放进嘴里，不能像我在国内农村时候那样，端起碗来溜着碗边大口喝，砸吧嘴就更不符合这里的TABLE MANNER。
在国内吃饭店，点的菜是大家的，一个碗里的菜大家伸筷子一块儿夹。
加拿大可以共享的菜好像只有一个，就是STARTER，其余的菜都是各点各的，通常的情况下，大家也只是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把刀叉伸到别人的盘子里是不礼貌的，我也从来没见过(家里人不算)。
还有就是，在加拿大除了华人，其他的人是不用筷子的，他们要么用刀叉，要么是手抓。
第一次跟老板吃饭，我就露馅了，一个叉子，一个刀，不知道谁在左手，谁在右手，经过示范和耐心的解释，我才知道刀子应该永远都是拿在右手，除非你是左撇子。
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老板安慰我说，没关系，这个很正常，要是给他双筷子他也不会用。
然而刀叉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能用的上，比如吃SANDWICH和BURGER的时候，刀叉就派不上用场，你得用手抓。
还有大家喜欢点的一个STARTER，鸡翅，也是只能手抓。
加拿大的鸡翅通常外边裹的有酱，用手抓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手指上会沾满黏糊糊的果酱，加拿大人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把手指伸到嘴巴里舔掉。
第一次看到我老板在餐桌上当着众人的面很自然的把手指头伸进嘴巴里，我是大吃一惊，用加拿大人的话说就是，
“HOLY MAN. THAT IS FRECKING TERRIBLE.”
我从来都是用餐巾纸擦掉的，不过后来发现这样做的后果是餐巾纸直接沾到手上，像是口香糖一样弄都弄不掉，于是慢慢的开始理解他们。
有一个我试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有接受的习惯是，在饭桌上大声擤鼻涕–我的二老板是干这个的高手。
还是在饭桌上，还是当着众多男士，女士的面，拿一张餐巾纸，双手捧着，盖在鼻子上，然后咔、咔几声响，把我一晚上的胃口全给吓没了。
他倒好，完事儿了只会简单说一句，
“EXCUSE ME.”
这世界真是千奇百怪，他难道不会上厕所去一趟吗?
看来我下次得吃点生大蒜治治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