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1963-1973）

我想我已经参演或指导了所有自己喜欢的戏。我很喜欢表演和指导。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却很害怕。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当时的环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所以决定组建国家剧院，让话剧进入人们的生活。当然，话剧并不像芭蕾和音乐剧一样容易吸引观众走进剧院，所以这需要时间。

芭蕾和音乐剧一直有固定的受众群体。玛戈·芳婷（Margot Fonteyn）或鲁道夫·克哈默托维奇·努里耶夫（Nureyev， Rudolf Khametovich）参与的芭蕾舞演出自然会吸引大批观众，同样，也有观众会专门为了目睹蒂托·戈比（Tito Gobbi）的风采而观看他参演的音乐剧。现在，人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电视剧或电影，但依然也有人仅仅因为热爱而芭蕾舞和音乐剧而走进剧院——电视无法满足他们的艺术欣赏需求。有明星参演的话剧固然也有观众，但却很少有人对话剧本身也保持如此高涨的热情。

以前，对我来说，表演的目的就是取悦大众。早在我7岁的时候我就认定我能在表演中获得乐趣，扮演别人并让观众相信“我就是我所扮演的人”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比如观众看到我在伯明翰剧院表演，我希望让他们忘记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上周扮演另一个角色的人。后来我才意识到，要想让观众们像在观看足球赛、台球赛、拳击赛一样热情甚至痴迷地观赏演员们的表演几乎是奢求。组建国家剧院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找到非常优秀的天才演员。我要求他们勤奋、用心、热情、勇敢、多才多艺，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演员们拥有超乎想象的非凡能力。

——以上文字摘自1966年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对奥利弗进行的独家专访。

皮特·霍尔（Peter Hall，1973-1988）

疯子才希望接手一个用数百万镑制造的“烫手山芋”。然而，我和国家剧院共同走过了15年。由于受到各方阻力，最初的6、7年非常艰难。但在那之后，事情就变得顺利起来。能看到国家剧院在话剧的黄金时期迎来50周年，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幸运。

不过，我也为现在的成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国家剧院工作时，我每天早上6时15分起床后便开始批阅前一天的简报，发通知，然后在10时30分到达国家剧院开始开会、排练，或许还要指导当晚的演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然，我也从工作中获得了很多。最让我感到快乐的依然是那些专心指导话剧而不需要做其它杂事的日子。

我有两条原则：一、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学会协作，这意味着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意味着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即使你的同事做了错事，你也不应该责备他；二、学会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邀请了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和朱迪·丹奇（Judi Dench）出演《安东尼和克里奥帕格拉（Antony and Cleopatra）》，还邀请西蒙·卡洛（Simon Callow）饰演《莫扎特传（Amadeus）》里的莫扎特（Mozart）。《莫扎特传》是一部颇有难度的话剧，但通过夜以继日的排练，我们很好地呈现了它。当然，演出过程中总免不了有些失误。《樱之园》拥有多茜·图汀（Dorothy Tutin）、苏珊·弗利特伍德（Susan Fleetwood）等十分强劲的演员阵容。

虽然演员们在排练过程中大放异彩，但在奥利弗剧院的正式演出中却失误连连。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演出即将结束时被锁在舞台上的一间屋子里的拉尔夫·理查森（Ralph Richardson）说：“我们搞砸了。”是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1988-1997）

能成为皮特的副手让我非常开心。在老维克剧院时，我们就像是一个担负着社会责任的老派的剧院。而从伦敦老维克剧院搬走之后，我们从音乐、服装、舞台设计上都变得更加时尚了。我希望让国家剧院从整体上“更上一层楼”，因此制定了十分清晰的发展目标。

当时，我们邀请了伊恩·霍尔姆（Ian Holm）参演《李尔王（King Lear）》，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参演《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还制作了大卫·黑尔（David Hare）的多个剧目和两部并不出名的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剧目——《巫山风雨夜（The Night of the Iguana）》和《春浓满楼情痴狂（Sweet Bird of Youth）》。另外，我们还吸纳了华纳（Deborah Warner）、米切尔（Katie Mitchell）、海特那（Nick Hytner）等有才华新一代导演。

指导话剧的同时管理剧院并非易事，不过每年我都坚持尽可能地指导3部话剧。和有些喜欢幸灾乐祸的人不同，别人获得的成功会让我异常高兴。在办公室办公比在排练厅指导的困难要大得多，但这并不值得一提——只要演出成功，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做艺术指导也有压力，如果你不能很好的扮演领导者的角色，那么你将可能受到多方指责。

根据米考伯（Micawber）经济学的说法，人们总是为财务状况忧心忡忡。比如，如果政府或赞助人减少对国家剧院的资助，我们便有可能破产。幸运的是，我们的票房不错，所以每年都有一些盈余。我的团队对《侦探来访（An Inspector Calls）》、《旋转木马（Carousel）》、《艾米的眼光（Amy's View）》等剧目做了很棒的改编，但我们当时的地位并不像现在的国家剧院一样显赫。

英国艺术协会和慈善委员会认为政府及赞助人的资助不应被用于营利，所以我们受到了不小的阻力。让情况更糟糕的是，如果你不能将拥有1200个座位的奥利弗剧院填满，你的资助将被大幅减少。

特里沃·纳恩（Trevor Nunn，1997-2003）

我当时在西区剧院工作，还开了一间小型电影制作公司，所以我从未申请成为国家剧院的艺术指导。然而，有个人对我说：“你有责任去国家剧院工作。”所有人都知道年轻人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话剧行业的中流砥柱，但他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不过，我的任务并不是创新，而是为了保持住国家剧院已有的风采。我认为自己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跟随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学习如何管理好庞大的国家剧院。在此过程中，我对剧院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我保留了国家剧院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工作准则，并决定拓宽受众群——毕竟国家剧院不仅是为名流服务的，而是为所有纳税人服务的。所以我用改编音乐剧、路演的形式推广话剧，还策划了“优惠季”，让观众们只花12镑就能看到一场精彩绝伦的话剧。

我们制作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 Williams）的“非著名”剧目《与夜莺无关（Not About Nightingales）》。这部40年前初次创作的作品先在科特索剧院上演，随后被带到了百老汇，并因此获得托尼奖最佳新剧奖的提名。

国家剧院也曾陷入低潮。《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和《培尔·金特（Peer Gynt）》等剧目的演出因总体效果不佳而遇到了麻烦，而我必须在此时接手。

为了刺激票房，我打算将由温妮莎（Vanessa）和科林·雷德格雷夫（Corin Redgrave）出演的《樱桃园》搬上国家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在之后的几天里，雷德格雷夫和Michael Bryant都因生病而选择了退出，温妮莎也从楼梯上滚下来，还摔断了肩胛骨。意外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在被分成奥利弗剧院等三个剧院之后，国家剧院开始走上成功之路。在尼古拉斯·亨特的带领下，国家剧院的光芒正在变得愈发耀眼。

《战马（War Horse）》、《一个男人，两个老板（One Man， Two Guvnors）》、《小狗的深夜谜题（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等多部剧目证明了国家剧院拥有一个多产的团队。

尼古拉斯·亨特（Nicholas Hytner，2003 -）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回顾过去的人，只是经常反思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渎职。我十分幸运地身处一个导演和编剧都在不断进步的时代。

虽然之前的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现在的我却很享受和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导演、编剧、演员进行长期合作。国家剧院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尼克·斯塔尔（Nick Starr）也在工作上对我进行了大力协助。

在电视上直播话剧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是时候换个玩法了。尽管话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只能让有限的观众享受“美妙的一晚”，但事实证明，电视直播成功地起到了推广话剧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戏剧。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我的团队在创作话剧时总是能将传统与新派元素相结合。而且，所有团队成员都才华横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并不像老式的欧洲剧团那样由一位强势的总导演说了算。所以，在开讨论会时，我必须完美地保持灵感方舟的平衡。这需要一种天赋。

我认为在奥利弗剧院上演《亨利五世（Henry V）》时人满为患的观众和在排练室碰撞出的创作火花是最让我惊喜的。但我也曾经历低潮。在一次排练结束后，我对同事们说：“你们会讨厌这部话剧的，我也不是很喜欢它……但是有人骂总比没人理好。”

我的办公室距奥利弗剧院的后门只有几步之遥。所以，我经常在回家的路上顺便进入奥利弗剧院，站在观众席的后面观察观众。当《战马》中成年的乔伊（Joey）从马驹上摔下来的时候，观众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看到观众这样的反应，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其实，我是算准时间，在这一幕发生的前几分钟才偷偷溜进场的。

如欲了解更多国家剧院50周年庆典信息，敬请登录nationaltheatre.org.uk/50。（欧洲时报英国版据泰晤士报编译，译者：于音）

（编辑：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