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类比。虽然从两者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战略重要性来说确有相同之处，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球瞩目。此次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1978年至今，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对于理解中国发展的未来征程殊为重要。

美国以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推动和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中国经济十分艰难，在“文革”的冲击下社会也处于动荡之中，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国家，邓小平和其他改革者（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难以想象的政治阻力下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而这一进程是与美中关系的调整紧密结合的，可以说，美国以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推动和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而当时邓小平也在忙于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他明白美国既是影响中国国际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最有能力支持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潜在伙伴。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抵达华盛顿，仅仅在6周之前，美中双方才经过无数次激烈谈判而最终达成正式建交协议。邓小平亲自规划了访美路线，他去休斯敦参观了美国航空航天总署和最先进的油井钻探技术，去西雅图参观了波音公司生产的最新型喷气式飞机，在卡特总统的老家亚特兰大则特意去了福特公司一家最先进的汽车厂。他在休斯敦欣赏马术表演时头戴美国牛仔帽的一幕成为其访美象征，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公共外交旋风，被认为是用一个简单的动作“结束了美中两国30年的怨恨”。

邓小平对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充满无尽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有多大，他内心想到中国何其落后时所产生的失落和焦虑就有多大。他的访问被制作成纪录片并在大陆放映，邓小平希望这有助于当时的中国官员和民众明白本国之落后，是多么需要变革。

1978年“邓小平时刻”给中国面貌带来了巨变

无疑，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邓小平时刻”给中国的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不到100亿美元，人均年收入约为210美元；2012年，中国的GDP达到8.5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就超过50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伴随着中国自身的巨变，美中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驱动下，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而那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会来得稍微晚一些——2018年，而这个时间距离现在也不过5年。

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自己不断强调未来发展面临诸多艰困挑战，但外界已经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中国和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霸权国，在崛起国和霸权国实力日益接近时，要么是崛起国在“进攻是最好防守”的信念主导下主动挑衅，要么是霸权国为了打压崛起国而不惜先发制人。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碰撞、摊牌乃至全面激烈的武装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于是乎，所谓“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说”，说到底就是为了在美中两国之间避免世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国对抗、军事扩张、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争霸的传统关系范式，避免中国和平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因之被打断。

然而，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中两国各自国内发展的不确定性。

中国比苏联还可怕？美国对中国发展道路存在严重误读

在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看来，中国会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正从“一种软实力挑战”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威胁”。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进行抗衡，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这是今日之中国远比当年之苏联更加令人担心的重要原因。

这显然是美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种严重误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地向外界发出信号：中国将通过新一轮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继续深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是“问题之所在”，而非“出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