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青少年没大没小 的言辞，并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口雌黄。在人际交往中，加拿大人的古怪表现，并不局限于青少年，让我等来自礼仪之邦的华夏人，长时间感到不可思议。

80年代中期，高教改革正说得热闹之时，《高教研究》向我约稿。既缺乏教学经验，更缺少教育和教管理论基础的我，邀请时任加国安省社区学院协会驻川代表的高尔丁先生，到我家一聚。在川大一舍的简陋房间里，我第一次见识了加拿大人送礼。我用家常水饺款待同事和这位高鼻子老外，大家英、汉夹杂着(高尔丁先生能流利使用普通话)，相谈甚欢。这次聚会，不仅让我收获了一篇向《高教研究》交差的文字，还收获了高尔丁先生送的一瓶葡萄酒。不好意思的我，向犹太裔的高尔丁先生回赠了一本记载有一支犹太人在河南消失那段历史的期刊。

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的国内乡亲早已与时俱进，待客通常选在高档餐厅、豪华包间。送礼则按古往今来的惯例，一看求人所办事的重要程度，二看所求之人身份、地位、权势的高低和大小，确定所送之礼。适应这不同层级的不同需要，我的老乡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礼品从含金的月饼、现金支票、名人字画、古玩古董到姿色美女，可谓五花八门。送礼方式也从封红包、赠购物卡、麻将桌上的明输暗送，到使成为股东、业主，以及境外账户注资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加拿大人聚会和送礼的方式，居然几十年不变，依然是AA制为主旋律、一瓶酒畅行无阻。重大节日，例如圣诞节，不少公司也有礼尚往来的活动，但职工之间交换礼物没有下限，却有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上限，全视礼物交换人群的收入状况来定。招待则不是下对上，而是上对下、资方对劳方的行为。至于与公职人员、政府官员、政客议员打交道，如果想把他们拉下台、送进监狱，你可以尽管送礼，不过，可能他们还没倒霉，你自己却已被抓了起来。

华人新移民中有两句口头禅：‘考试容易，见官难’和‘见官容易，考牌难’。前一句是在原居地的经验，后一句则是在新居国的感受。加拿大是一个牌照国家，稍有技术含量和安全要求的岗位，都必须持证上岗。连换灯泡这样的活路，都得由持电工牌的人操作，更何况关乎他人和自己生命安危的汽车驾照，其考取的难度，超乎人们的想像。(对此，我深有体会。我在祖国开了好几年车，好几个省当时路况不怎么样的公路上，都有我的车辙印，可我在多伦多考了7次，才从G1、G2到拿到现在的G牌)但在地广人稀、冬季漫长的加拿大，驾车偏偏比在祖国时骑自行车还普通、还重要。没有它，找工、购物，甚至与朋友聚会，都会变得很困难。

初来乍到的同胞，急于拿到驾照，在考牌过程中做出符合原国情的举动，是不难想象的。从这里报纸上，我至少读到过三则这样的消息：我参加路试的同胞，掏出100元或200元现金‘感谢’考官。不领情的考官掏出手机报警，让同胞被以行贿罪嫌带走。其中一位同胞就说：我只是按国内的习惯，想对辛苦的考官表示一点感谢而已，完全不知道这是犯法(大意)。

一时水土不服的，不只是她们，也不局限于考驾照。我的新移民老乡，刚到加国时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到政府部门办事时，该怎么送礼?一开始，他们中很多人还不太相信标准答案是：不需送礼，也不能送礼。

不送礼也能办成事、送礼反倒要吃官司，还有更怪的，是政府做了好事，没有人表扬、没有人感恩。至于口碑好的官员，更不可能有人组织给他们送‘万民扇’、立‘功德坊’。有一则笑话说：‘中美两国领导人死后接受阎王爷的审判，阎王爷把中国领导人都送往天堂，而把美国领导人都押往地狱，美国领导人抗议，问阎王为什么?阎王爷说：我看了美国 300年所有媒体的报道和评价，没有找到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我看了中国60年的所有媒体报道和评价，没有发现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你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将笑话中的美国换成加拿大，是会很贴切的。

加国那些联邦、省、市的掌权者，从他们参加竞选开始，就一直被骂声所包围　。有些政客还未能上台，就被骂出了竞选圈子，例如多伦多上一任的公车局主席，一个曾经被看好的年轻议员，去年宣布竞选市长，等于是将自己置于舆论的包围之中，在一片责骂声中，被揭出对女友不忠、用公费办私事等，只好黯然退出竞选。令人纳闷的是，这个由挨骂不讨好的政府和挨骂不受礼的官员治理的国家，居然没有人上访、没有人担心会天下大乱。

(文中照片来自网上，谢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