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放任亏损值到达20亿美元才开始真正面对这一风险，其原因到底何在？这一定程度上与首席投资办公室(CIO)在摩根大通所做出的业绩并由此获得的权利有关，正是这一权利，让摩根大通的风险管理部门取消了之前对它的风险制约。

　　陷入尴尬的远不止摩根大通的老板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其首席投资办公室(CIO)所造成的20亿美元巨亏面前，整个华尔街都在为此感到惊悚和不安。

　　它甚至在提醒全球银行业，“风险控制远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章，风控与赢利之间也远远不只是单纯的冲突关系，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共合。”

　　原因很简单，在金融危机中表现最为优秀的银行和银行家，居然也在风险控制上隐藏着巨大的漏洞，这让人不得不再次联想到尚未完全逝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雷曼兄弟和贝尔森以不到20亿美元的亏损推倒了整个美国金融业的多米诺骨牌。

　　全球最大银行所犯下的“典型错误”让“风控”再次成为华尔街的热点议题。如何把控“风控”的尺度，如何在风险控制与创造最大利润之间寻求平衡也将成为银行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伦敦鲸鱼门”隐现JPM“风控漏洞”

　　在本次摩根大通所遭遇的巨亏事件中，人们形象地把造成本次巨亏的交易员埃克西尔(Bruno Iksil)称为“伦敦鲸鱼”，因为他在CDS(违约互换交易)中建立了庞大的交易头寸，甚至不惜拿整个美国经济的走势来对赌CDX IG 9指数(涉及121家美国领先公司的信用状况)，进而构筑了巨大的交易风险。

　　来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Robert(化名)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条伦敦鲸鱼有多大，就暗示摩根大通的风控漏洞有多大。”

　　“很显然，此前被媒体以重要篇幅进行报道的号称‘伦敦鲸鱼’的交易员埃克西尔远不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不管埃克西尔在这一事件中是否涉嫌欺诈(有意隐瞒相关操作)，它都暴露了摩根大通整个风险控制系统存在问题。” Robert表示。

　　Robert所称的风险控制系统，指的是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相关流程，包括交易止损值及报告体系。来自华尔街的疑问是：在20亿美元巨亏之前，公司为什么没有进行止损。

　　太平洋(7.69,0.16,2.12%)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张伟明告诉记者，“就像股市一样，任何一场大跌或亏损事件爆发之初，人们都无法说清楚问题的准确原因，这些原因有待公司及监管部门的详细调查。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当风险初露端倪的时候，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应该有风险提示的单子，而相关决策者应该及时做出反应。”

　　对于摩根大通这样的全球银行来说，能在金融危机中岿然不倒，用其老板戴蒙的话说“不用美国政府的钱，我们也能渡过难关”，这样的银行，其风险控制的能力和水平应该远远高于同行。

　　那么，摩根大通放任亏损值到达20亿美元才开始真正面对这一风险，其原因到底何在？

　　持有美国纽约律师执照的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铮告诉记者，“这与CIO在摩根大通所做出的业绩并由此获得的权利有关，正是这一权利，让摩根大通的风险管理部门取消了之前对它的风险制约。”

　　“形象地说，按照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银行的交易部门应该有一个止损坎，一场交易的亏损值超过了这个坎，就必须进行止损，这是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止损坎定得高低，直接关系银行的盈利水平，止损坎定高了，风险会加大，但定低了，交易进行过程中动不动就要止损，将严重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

　　张铮告诉记者，“根据披露，摩根大通风险管理部门此前为CIO所设定的止损坎是2000万美元。这其实有悖CIO所要追求赢利的目标。”

　　据了解，在摩根大通的斐然业绩中，CIO部门贡献了大量的利润，2010年CIO的投资组合最高达2000亿美元，产生了50亿美元利润，这比摩根大通2010年净利润的四分之一还多。而摩根大通的高层有不少即出于这个办公室，由于盈利能力强，它相应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并且变得不受拘束。

　　“在CIO雇佣马克里斯(Achilles Macris)为CIO伦敦最高负责人后，摩根大通取消了这个2000万美元的止损坎，以进一步放大CIO的盈利能力。”

　　“虽然这一行为与著名的‘沃尔克规则’有悖，但以优秀业绩度过金融危机的老板戴蒙深信他能控制风险，并在事关美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推行过程中站到了政府的对台上。”张铮说。

　　按照《多德－弗兰克法案》，银行需要逐步缩减自营部门(所谓自营业务，简单地说，就是证券经营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和资金买卖证券从而获取利润的证券业务。)在公司业务所占的比重，到2014年或2015年，银行需要彻底剥离掉自营业务部门。

　　对于政府来说，之所以做这样的设计，是希望缩小大型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领域所造成的风险。因为像摩根大通这样的银行，是已经“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根据媒体的报道，按资产规模计算，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截至3月底，摩根大通的总资产为2.32万亿美元，股东权益达1900亿美元。过去两年中，摩根大通平均每季度的盈利均超过40亿美元。

　　在摩根大通中国的网站上有这样的描述，“摩根大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管理资产达2.2万亿美元，业务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为美国数百万计的私人客户以及全球众多知名企业、机构及政府客户提供服务。”

　　然而，站在华尔街银行的角度来看，“沃尔克规则”显然扼制了他们赚钱的脚步，所以，在华尔街，不仅仅是摩根大通，大量的银行家都对政府改革表示了不同意见。摩根大通取消了2000万美元的止损坎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事实上，除了取消2000万美元的止损坎，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触发摩根大通爆仓(爆仓是指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投资者保证金账户中的客户权益为负值的情形)的导火索，是摩根大通调整衍生品交易的风险估值模型——风险价值(VaR)。

　　VaR是衡量潜在交易损失的主要指标，在最近一次电话会议上，摩根大通CEO戴蒙表示，去年一季度引入的新VaR测算模型被收回，旧模型重新启用，这使得VaR值从每天平均6700万美元大幅上升至1.29亿美元，在今年一季度底又调高至1.86亿美元/天。

　　这无疑进一步放大了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暴露面。

　　尽管事件爆发后，摩根大通对外宣称“账面上有足够的钱来弥补这场亏损”，“即使弥补亏损，我们依然能保持本季度40亿美元的税后利润。”然而，巨大风险漏洞的存在，加上信誓旦旦不会出现风险事件现在却遭遇巨亏的悖反事实，让外界对摩根大通的信任度已大打折扣。

　　就在摩根大通公司5月10日宣布因对冲投资策略的失败导致20亿美元巨亏之时，惠誉宣布将摩根大通信贷评级由 A+调降至AA-。其他一些机构也已开始下调摩根大通的股价目标。投行FBR的分析师将摩根大通的股价目标从50美元调降至37美元。

　　截至记者发稿日，5月16日，摩根股价最低股价跌至35.46美元，股价已蒸发掉100多亿美元。(编者注：北京时间5月19日，摩根大通股价 (JPM)下跌1.30%，收于33.49美元)

　　金融野兽的本性

　　巨亏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证监会进驻调查，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美联储也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同时向摩根大通发函要求保留公司所有记录，不得删除。

　　对于这场调查，人们最关心的是巨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涉嫌犯罪，摩根大通的风控系统到底如何等等。

　　对此，摩根大通中国区公关部负责人梁丽华(Lisa Liang)对记者表示，“我们不方便加以评论，这是总部的事情，我们不允许对外讲任何东西。不过，这些调查都属于正常程序，企业出现大额亏损，他们有权力进去调查。”

　　律师张铮则告诉记者，“三大机构同时进驻调查，显示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对金融风险防范的谨慎。按照职能分工的不同，证监会的调查主要涉及民事内容，重点将集中于审核该银行披露的信息，以裁决这次重大损失的披露是否及时，摩根大通是否迅速修正了记录，同时评估该银行的风险监控措施是否瘫痪。”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更侧重于刑事内容，属于犯罪调查，主要调查在这起事件中是否有人故意隐瞒或涉嫌欺诈。美联储则主要调查摩根大通的资本是否足够弥补本次亏损，形象地说，就是在每天业务关门之后，摩根大通的现金流能否达到所需的要求。”

　　目前，由于各项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没有监管部门披露任何调查细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司法部消息人士透露，此案暂由FBI纽约分局处理，目前正处于“初步问讯”阶段，尚没有摩根大通人员遭到指控。

　　不过，关心此事件的人们不但怀疑埃克希尔是否在事件中有欺诈行为，同时也关心大老板戴蒙在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戴蒙疏忽了，还是下面人没有把这笔交易报上去，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大通三名高管因此事提出了辞职，这三名高管包括摩根大通的首席投资官、CIO的直接负责人——55岁的德鲁(Ina Drew)，据了解，德鲁在摩根的服务时间长达30年。一同辞职的还有CIO担任伦敦地方最高负责人的马克里斯(Achilles Macris)，以及团队成员哈维尔·马丁—阿塔霍。 有消息称，号称“伦敦鲸鱼”的交易员埃克希尔也已经辞职， 不过，本月15日举行的摩根大通股东大会没有对首席执行官戴蒙追究责任，其2300万美元的年薪也没有被调整。根据摩根大通的声明显示，“公司仍在调查巨亏的原因，并对造成巨亏的首席投资办公室进行了重组。”

　　对于监管机构在何时才能给出调查结论，张铮告诉记者，“美国法律对调查没有期限的要求，所以这个期限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不过，根据美国法律，一旦美国证监会认为摩根大通监管不力，摩根大通将面临高额罚款，金额可能多达上千万美元。而美国司法部如果查出有人涉嫌欺诈，欺诈者可能会面临10年以上的牢狱，以及高额罚金。

　　当然更重要的是，本次亏损事件或将引发全球监管机构对所谓自营交易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就像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文章所指出的，“摩根大通跟头栽得好，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风险是银行为获得如今期望的超额回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此同时，它再次表明，任何一家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很高的银行(换句话说，所有银行)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赌注’。这是这只金融野兽的本性，不管它雇用的是不是一条鲸鱼。”

　　“风控”尺度引发华尔街热议

　　事实上，对于风控的尺度问题，美国政府在本轮金融体制改革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即对银行所从事的行为加以限制。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在金融界和政界之间，一直以来秉持着对立的态度。监管部门虽然在推行法案上态度坚决，却一直难以找到具体推动实施的突破口。华尔街人士认为，“过多的风险控制会阻碍银行业赢利的脚步”，以戴蒙为例，他一直能够凭借摩根大通良好的业绩阻挠雄心勃勃的监管改革。

　　与此同时，对于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泥潭的美国经济来说，舆论普遍认为，监管部门必须在两方面做出抉择：一方面限制银行承担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能阻碍美国经济恢复的步伐。

　　分析人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摩根大通巨亏事件发生之前，行事大胆的华尔街投行人士占据了上风。”而在事件发生之后，有评论指出：“摩根大通的投资失败，为限制银行承担的风险(比如通过‘沃尔克规则’禁止吸收存款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提供了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戴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但承认“大错特错”，同时对于外界要求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戴蒙当天就作出回应说，摩根大通不反对新的金融监管措施，并声称公司方面支持《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一反此前对该法案的强烈反对态度。

　　显然，摩根大通的巨亏为政府推行旨在加强风险控制的金融改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不过，来自华尔街的分析人士仍指出，“监管机构或任何其他人几乎无能为力阻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他们可能会涌向所有银行的中央投资办公室，并努力迫使这些银行采取尽可能谨慎的策略来对冲其资产负债表风险，但他们无法将这一活动列为非法。”

　　就在摩根巨亏之前几个月，美国一家名为MF Global 的银行因为不慎交易亏损15亿美元而不得不破产，显然，这家银行的破产在当时并没有给摩根大通的过大交易头寸敲响警钟。

　　“这意味着银行在寻求赢利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重犯类似错误，‘风控’尺度的把握将是华尔街永恒的议题。”Robert说。